穆光宗：大国人口观之重建（2）

本文提出的“优化生育”不仅仅是指优生优育优教，而且是指：首先在权利的界定上，是个人、夫妇和家庭自由自主自觉的生育，也是对家庭、对孩子、对社会能够负起责任的生育；其次在决策的优化上，是适度的生育，是适量、适时、适龄的生育；再次在效用的预期上，是指低风险的生育、高品质的生育和有保障的生育，生育对家庭的核心价值是天伦之乐、传宗接代和养老送终，生育对国家的核心价值是能提供一代更比一代优、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新增人口，传承文明，创新文化，繁荣民族，以至永远。

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已经陷入政策和文化两个层面上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如果我们将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界定为“超低生育率”，那么中国从1980年9月以提倡一胎化为主导的《公开信》颁布以后就陷入了政策意义上的“超低生育率陷阱”（或者称“第一个陷阱”，TFR在 1.47左右）。由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和高抚养成本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晚婚晚育、少生不生，随着“80后”、“90后”的新生代逐渐成为生育主体人口，观念决定行为，进一步陷入文化意义上的“超低生育率陷阱”（或者称“第二个陷阱”），2000年至今中国育龄妇女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只有1.4左右，已经低于政策性低生育率（1.5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所观察到的超低生育率已经不完全是政策要求的结果，而很可能是公民观念转变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陷入的是“超低生育率政策—文化的双重陷阱”，缺乏对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代价和风险的警觉和省思，甚至还沾沾自喜于生育率下降的“成就”。殊不知，对于这样的“成就”，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还要付出更为巨大的新代价、面对纷至沓来的人口风险。低生育率必须确立自己的价值标准，多低才合适？无论是什么社会、处在哪个发展阶段，允许自主生育、普遍生育两个孩子是毫不过分的要求，即便在生活贫困的年代，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年代，中国人口控制理论的先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也遵循了人口发展规律和人文关怀伦理，提出“生育两个孩子有奖”的正确主张，从来没有提出过提倡更不要说只允许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观点。

根据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假定1980年独生子女母亲的平均生育年龄是25岁，成为需要照料的依赖性老人的平均年龄是70岁，那么2025年以后独生子女父母的“老年赡养—照料危机”将逐渐爆发，严重困扰21世纪的中国。当然，对不同家庭来说，情况不同，“危机爆发点”的到来可能早也可能晚。这个时点大致与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时点趋同，届时微观家庭承受的压力和宏观社会承受的压力一起爆发，留给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大概只有15年。

“双重陷阱”说有几点重要的警示意义：一是政策意义上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容易跳出，文化意义上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则很难跳出。二是中国和发达国家一样，都已经达到超低生育率，但走过的道路不同，实现的机制不同，不像其他国家是自然实现，中国是先强制后内生。三是在后果上，中国人口强制少子化的养老风险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其他国家是先富后老、边富边老，虽然少子化，但养老储备丰厚。中国的年轻人口储备和养老资金储备却双重不足。中国有超过1.5亿的独生子女家庭，核心家庭自我养老能力普遍受到质疑。四是在超低生育率的认识和应对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区别是：不仅缺乏对长期超低生育率负面后果的清晰认识，而且采取了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应对之策。种种事实表明，发达国家在鼓励低生育率回升，中国却在继续鼓励超低生育率。一些地方的TFR甚至低于1.3，属于极低生育率；一些大城市更是低于1，属于不可忍受的低生育率。但各地对超低生育率的巨大危险却不加讨论。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重建中国的“大国人口观”已时不我待。简单说，就是要从增量而不是总量、从结构而不是数量、从长远而不是短期、从反思而不是自满来看待中国人口问题。适度的人口增长完全必要。人口负增长应该只是短期的现象，如果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将后患无穷。目前，中国的生育水平太低，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被大大削弱，人口活力大大丧失，人口风险危机四伏。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概在1.4左右，人口增长率只有0.57%，生育和人口增长水平已经低于正常的、可持续的水平，双重意义的“超低生育率”持续太久必将引发人口雪崩式减员，将大大削弱人口的发展力、生产力、消费力、竞争力、威慑力和战斗力，从而拉开一个人口大国老化衰落的序幕。

过犹不及，古有明训；不察时弊，必失未来。超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提出了严重预警。本文的主张是：鼓励生育，持续发展；优化人口，强我中华。在可持续发展的路线上，及时修正、完善人口生育政策和社会公共政策体系，努力修复人口结构，降低人口风险，健全人口功能，实现长治久安，早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