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增长急需新的动力

现有的经济格局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一个世界，两个海平面”。高的“海平面”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较低的“海平面”，这两个“海平面”从互相很少来往，变成开放和全方位的来往，这件事情中国是领头的。两个发展水平相差甚远的经济体开始有了来往，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一个变化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商业模式，大量的向新兴市场国家投入，这也是中国开放的时候预想到的一个变化，因为当时中国决心开放就是看到我们的底子薄，如果我们不开放，完全靠自己，经济增长会非常慢。但是开放以后也出现了另外一个变化，是原来没有想到的，就是低海平面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有大量的产出品向发达国家输出，中国很快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的制造基地，这样的资本、技术和产品对流，释放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潜能，拉近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中国的经济总量上升为全球第二位，人均收入水平从开放初期差不多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上升到差不多20%。这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的大发展时代，这也是我们过去的这个时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和最伟大的机会。

这种增长也带来了很多不平衡的地方，最突出的就是全球的贸易格局开始发生变化，美国这个当代最强大的工业国从1994年以后，贸易就开始出现逆差，最高的年份逆差占第一大经济体的7%—8%;中国的顺差节节升高，最高的年份占中国GDP的12%，这对全球的经济平衡带来了挑战。

所以IMF总裁在2005年就提出了全球失衡的看法，他们担心一些国家累积巨额的顺差，一些国家有那么多的逆差，会导致全球贸易方面发生重大问题。这里面要理解，中国是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以前是10亿人口，(其中有)8亿农民，迅速变成有众多制造产业发展、众多制造产品出口的国家。一般人认为是(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很便宜，因为根据2002年美国一个经济小组的调查，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资美国是21.11美元，中国是64美分，平均算下来，相当于美国制造业工人人工成本的3%，所以认为中国是靠廉价劳动力取得经济时代成就的看法非常流行。

我对这种看法一直有异议。因为如果再往前看，从2002年再往前推10年、20年，中国工人的工资更低，农民的收入更低，技术人员的工资也不高，但那时候没有什么中国产品出口。我认为仅仅用廉价劳动力理解中国上一个发展阶段的优势、动力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出口优势我认为是综合的成本优势。我们的人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所以我们的要素价格长期非常低，这也是另外一种表达。收入低就是成本低，但是光靠这个因素不能成就世界工厂，中国能把要素组织成产品要经过一套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人很便宜，但是我们的体制很贵，贵到很多事情不能做、不能想，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制度运行的成本，把经济组织的成本显著降低了，这个低成本加上要素的低成本，经济就开始发力。

当然还要加上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人肯学习。中国人是肯学习的，我们为教育、为技能再度学习，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最后提高了中国的人力资本，而开放又降低了学习世界最先进经验的成本。

所以，中国在全球崛起、改变世界格局、导致全球新的不平衡当中，因素来自于综合成本，不是单一的一项，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经历发生了改革，世界的经济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开始累计越来越大的顺差，中国的投资环境改善，吸引了全球的直接外资投资，这个量流入了中国，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我们就必须去购买大量的美元资产。我们和印度还有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大量购买美元资产，就导致美国的负债大幅度提升，很多资金转了一圈又流回美国，导致美国利息非常低，投资消费非常旺，又开始支持它的逆差，通过赚很多钱买全球提供的产品。

虽然IMF很早以前就警告这里面有某种不平衡，可能会对全球的经济增长带来风险，但是直到2007年预言的危险一直没有出现。它非常有意思，或者说出乎意料的发生在美国的核心部分，发生在美国的金融业、发生在美国的华尔街，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流动性偏多，是美国发出的美元经过全球又流回到美国，过量的资源除了带来经济的繁荣，也带来金融上的风险，所以从次贷危机引发了整个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和全球经济，包括冲击了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

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有成就，也带来了挑战。我们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的货币也发得越来越多，原因就是我们在开放当中形成了由央行通过基础货币来维持中国汇率稳定的机制。这个机制对于出口导向经济非常有利，但是它也带来了投放货币量偏高、偏多，可能影响国内的资产价格，影响物价，一定会对我们的广泛成本，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原料都会发生突变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