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分析的失误--失业要从公司看（2）

现在让我们转到公司的合约本质对失业的影响吧。件工合约是不容易甚至不会出现失业的。从最简单了当的件工看，那只不过是产品市场通过老板作为中间人。经济不景，产品之价下降，件工工人的收入跟着下降，无怨可言，等经济回升吧。我当年调查所得，一家工厂收到的订单下降，或买家要求制造新产品，老板上头通常跟工人洽商件工之价。怎会有失业呢？工人知道订单不足，或件价下降，不转工就要认命，要等待经济的好转。

以奖金、佣金或分红等作为工资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合约也不容易出现失业，因为这些有自动调整工资的弹性。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是分红合约最普及的国家，公司员工分红之巨，每年是国际新闻。当日本的经济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急速下降时，失业率不变，只是公司员工的分红跌得厉害。过了十年八载那里的分红跌至近于零，不知今天怎样了。

无可置疑，失业的大量出现，以时间算工资的普及是基本的困难。我曾经指出，过于琐碎的工作，或产品件件不同，或质量的要求高于行内的竞争者，或多人合作但不能明确地分开个别的贡献，等等，件工合约会因为量度费用(也是交易费用)过高而不能采用。量度时间的费用低，时间是长是短不会有争议，于是相当普及地被采用了。问题是，雇用员工的老板是为了赚钱，不是寻花问柳，员工出售给他的时间本身没有价值。老板要的是员工的时间可以产出什么。换言之，时间的本身不是产品，只是一个“委托”之量，即是说产量的多少被委托于时间的量度算价，而此价就是时间工资了。

我在《制度的选择》一书内提出一个重要的“履行定律”。这定律说，凡是被量度算价的“量”，其履行的监管费用低；没有被量度算价的“量”，其履行的监管费用高。这是说，以时间算工资，老板不用担心员工不履行上班的时间，但工作的产出为何则不能不监管了。这监管无可避免地带来主人与奴隶关系的形象，剥削工人之说不胫而走。如果天下所有劳工合约皆以件工算工资，马克思不可能想出“剩余价值”。

再回头说失业，为什么以时间算工资的合约那么容易导致失业呢？答案是这种合约不直接量度员工的产出贡献。被量度而算工资的时间只是产出贡献的委托之量，不是贡献的本身。经济不景，或一间公司的生意失利，老板要减时间工资，不容易说服员工他们的产出贡献所值是下降了。尤其是，同样时间工资的员工的本领性质各各不同，工资相同不一定代表着判断失误，但一旦经济或市场的情况不利，员工之间的不同性质的本领的市值可能改变了。老板要怎样处理才对呢？讯息费用存在，把时间工资一律下调，或这里减那里加，不容易有说服力。余下来的办法是选择性地解雇一部分员工。

更麻烦的是，因为以时间算工资不是直接量度公司里每个员工的产出贡献，他们的时间究竟值多少钱一般是有着可以争议的空间。这空间的存在鼓励利益团体或分子混水摸鱼，要求政府推行最低工资，或推出劳动法例，或组织工会，或要求集体协商工资，或以罢工的行为作谈判工具。

我曾经几次解释过，一间有名牌宝号的公司，作了可观的设备投资，或在研发上有成，又或者经营运作有过人之处——这样的机构有可观的租值存在，不是工资提升十多个百分点就关门大吉的。这种公司或机构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增加租值所有公司皆梦寐以求。如果公司发行股票上市，长远一点看，其股价的升降必定反映这公司的租值升降。然而，因为时间工资只是一个委托之量的价，此价也，可以争议，得到上述的利益团体的协助，公司的租值可以被蚕食。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曾经是地球上最成功最庞大的制造工厂，曾经拥有的巨大租值被蚕食至零！

以件工合约算工资是不容易蚕食租值的——原则上不可能。这是因为件工之价是明显的产品市价，左右这个价是明显的物格管制，市场的消费者看得清楚，容易反对，利益团体不容易混水摸鱼。事实上，工会反对件工合约由来已久，何况这种合约与过高的以时间算的最低工资有冲突。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在工会的大力反对下，政府以法例禁止件工合约！

福利经济也会明显地增加失业人数的。不工作可以有政府的援助，工作则没有，怎会不鼓励“失业”呢。英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失业率高企，七十年代一篇研究详尽的文章指出那里的福利急升是关键。回归中国前的香港，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二左右，后来政府综援急升，失业率上升了不止一倍。

上述的失业解释，尤其是以公司合约的分析作解释，有明确的事实支持。两个有震撼性的例子重要。其一是九十年代的中国。那时中国从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急速地下降至百分之三强的通缩——如果算进当时的产品质量急升，通缩率会高于百分之十。楼房之价跌了四分之三。这样急剧地从高通胀转为高通缩，传统的宏观分析说失业率一定飙升。但中国没有。增长率保八(今天回顾是低估了)，失业率的提升不到一个百分点(也应该没有算国企下岗工人)。究其因，是中国当时的最低工资若有若无，而更重要是政府不左右劳工合约的自由选择。如果两年多前的新劳动法在九十年代推出，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的形势。不能否认当时开始形成的县际竞争制度有助，但两年前大家可见，县际竞争斗不过不容许合约自由的新《劳动合同法》。

第二个有震撼性的例子是不幸的。两年前西方的金融危机事发，失业率急升，先进之邦怎样花钱救市也减不了他们的失业率。福利不论，去年七月美国提升最低工资约百分之十是帮倒忙，而更重要的是先进之邦的经济结构是明显地违反了公司合约的自由选择。左右公司合约的政治结构僵化了，是他们的失业率持久高企的原因。

源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认为失业起于消费需求不足，是肤浅的表面思维，摸不着问题的核心，而该学派主张政府花钱挽救失业，是错上错。从解释失业的角度衡量，这里提出的公司合约理论胜出八千里路云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