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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