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文化气质与文化血型

一 混血与转型 

士人、学人、诗人、文人，是文化人的四种主要类型。所谓“文化人的分野”，便在这里。但必须再说一遍，这不是“职业类型”，无关乎“职业身份”。学者，也可能是文人；作家，也可能是士人。参加某组织或某机构，属于某团体或某圈子，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明代锦衣卫里，也有正人君子，何况“写作组”之类？此其一。 

第二，这事也无关乎私德。过去，因为公认“文人无行”，文人泡妞，大家听说都一笑了之，甚至乐观其成。但如果视“风流罪过”为文人专利，或以为风流者必是文人，则大错特错。陈独秀就很风流，并不妨碍他是士人。樊哙就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史记·项羽本纪》）。此人虽是“屠狗辈”，但这话说得很到位。 

第三，所谓“文化类型”，是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马马虎虎打个比方，类似于人的血型。只不过，文化血型，不全由天赋。而且，既可“转型”，也可“混血”。比如严嵩，原本也是士人，且“颇著清誉”（《明史·严嵩传》）。后来，替皇帝充当枪手，撰写青词（拍皇天上帝马屁的文字），便变成“文人”。最后，又变成“奸人”。这是“转型”。又比如，苏东坡，是士人兼诗人；司马光，是士人兼学人；王阳明，是士人兼哲人。这是“混血”。可见，文化血型与生理血型，并不完全相同。 

但“转型”也好，“混血”也罢，类型即血型。因此，文化类型，也会表现为一个人的气质和味道，即“气味”。气味是可以感觉的。敏感的人，刚一接触，立马便知，甚至会有生理反应（想拥抱或想呕吐）。是否投缘，往往就在这感觉之中。 

比如鲁迅，是士人；胡适，是学人；萧军，是士人兼诗人；郭沫若，是诗人、学人兼文人。所以鲁迅最喜欢萧军。跟胡适和郭沫若，就不大搞得来。萧军身上，是有侠气的。一怒之下，不但会拍案而起，还可能动手。再加上诗人的真性情，故为鲁迅所喜，觉得声气可以相通。对胡适的温文尔雅，则未必欣赏，也与胡适不和。 

然而先生去世后，胡适却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走张罗，十分仗义。因为胡适虽为学人，却有士人风骨。该出手时，定会出手。郭沫若后来也赞美鲁迅，但我总怀疑那是“奉旨填词”。好在郭老同时还是诗人和学人。其成就和境界，仍为一般文人不敢望其项背。 

总之，人是复杂的。个体，也会有差异性。而且，人既“多面”，也“多变”，未必终其一生都是一种类型。类型之间，也并非水火不容，也可能水乳交融。何况还有伪装，还有误读。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谁要把人看死了，也是犯傻。 

二 骨气与酸味 

那么，我们怎样判别类型？一是“望气”，二是“尝味”。 

士人的气质，总体上是阳刚的。因为士人的特点，是有担当，有气节，有风骨。故士人之气，为“骨气”。骨气的来源，主要是正义感，再加上责任感和使命感。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告子下》），所谓“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上》），所谓“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便都有一股牛气冲天的精气神。显然，士人之气，即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它的特点，是“至大至刚”（《孟子·公孙丑上》）。有此大气之人，甚至会产生强大的气场，让人折服，给人鼓舞，当然阳刚。 

但这与性别无关。一位女学者，或一位女作家，也可能有此“阳刚之气”，却同时仍是贤妻良母。贤妻良母，是她们的家庭角色；至大至刚，则是她们的文化性格。所以，她们也往往被尊称为“先生”。比如资中筠，是“资先生”；龙应台，是“龙先生”。当然，这里的“先生”，有“老师”的意思。但称为“先生”，还是比一般地叫“老师”，更为敬重。 

何况担当这事，也未必只属于“爷们”。实际上，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有决断，更有肩膀。佘太君挂帅，穆桂英出征。国之兴亡，都担在女人肩上，还有什么话说？ 

文人的气质，则总体上是阴柔的。因为文人的前身，高级一点的，是皇帝的词臣；低级一点的，则不过弄臣。所谓“文学侍从之臣”，也就多少都有点“臣妾心理”。故文人多柔媚。或者说，帮闲，则柔；帮腔，则媚；帮凶，则阴。文人为强权帮凶，从来就不会明火执仗，一般都是上眼药，传闲话，蜚短流长，添油加醋，多为后宫嫔妃争宠那一套。 

因此，文人之气，是酸气。酸，是文人特有的味道，别人没有的。为什么酸？献媚邀宠，争风吃醋，患得患失。文人最想的，是名扬天下；最怕的，是失宠落单。如果垂涎三尺，那葡萄又吃不上，或别人吃得更多，必定酸溜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