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化的消费主导与双线推进的收入分配调整

宋立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2011年12月10-11日在中国海口合作举办第七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邀请国内外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深入讨论"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破题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等关系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课题。

各位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破题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多数发言讨论的是收入分配问题，由于我对收入分配研究不多，而对消费有一些研究，所以主要从消费与收入分配关系角度谈一些看法。我们过去形成的对消费的一些看法，包括学术界的一些看法，主要依据其他国家在同样发展阶段的经验，但这些国际经验是在全球化之前的封闭宏观经济时期的经验。如果放在开放宏观经济的背景下来看，也许有些规律性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规律本身也许并没有变，但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可能被修改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关于扩大消费的一些认识可能需要再做研究。

1. 我国存在消费率偏低但消费增长率比较快的“矛盾”现象

虽然我们一再强调，消费率并非合理科学的反映扩大消费的单一指标，但很多时候人们还是习惯于用消费率高低来衡量中国的消费。正如大家经常指出的那样，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消费率急剧下降，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低的。实际上，1978年以来，除了1980年前后和1998年之后的几年我国消费率上升之外，大部分时间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只不过2000年以来下降比较迅速而已。但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至少2000年以来，中国消费增长率在有数据的国家中，除了独联体的几个国家之外，居然是最高的，排在有数据国家的第4位。

为什么会出现消费增长率最快而消费率最低的情况呢？这也就是我们不主张运用消费率单一指标来衡量扩大消费的原因。因为消费率是消费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两个变量的相对量。经过公式推导可知，消费率是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我国消费量虽然比其他国家跑得快多了，但并没有跑过本国的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总量一比，消费率自然呈现下行态势。当然，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我国最终消费增长率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是基本保持同比的，只是2002～2008年之间明显拉开了距离，从而导致消费率呈现急剧下降态势。

2. 全球化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消费率可能存在被“压低”现象

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和消费方式，而我国消费率的急剧变化，正好发生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背景下生产模式的变化所带来的消费变化。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主张放在开放宏观而不是封闭宏观的视角下来认识中国的消费问题，尤其是如果我们要用消费率来衡量扩大消费的话，更需要放在开放宏观的视角下来分析。从开放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现阶段的消费率可能被机构和技术等至少三个方面的因素压低了。

第一，全球生产体系可能“放大”供求关系对新兴市场国家工资压低程度。我们通常讲的劳动无限供给经济体的工资水平被压低到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水平以下，而且由于全球化的背景国际竞争的存在，这种压低可能在封闭条件下更大。因为在封闭的条件下，劳动力只是在一个国家之内竞争。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竞争扩大到全球的范围，马克思所谓的工厂大门之外的后备劳动大军开展到了国外。这样一方面比封闭条件下更多的劳动力被吸收到生产体系中来，另一方面工资被压低到可能更低的水平。过去我们看到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工工资在很长的时间被压在固定的水平，只有在新世纪以后才开始提高，就是这个原因。全球化实际上将劳动无限供给程度放大了，由一个国家的无限供给扩大成为国际范围的无限供给。在劳动力工资被压低的同时，由于全球化需求的强力拉动经济快速发展，工资增长率慢于经济增长率。由于消费率是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因此，在给定边际消费倾向下，工资收入增长率慢于经济增长率，必然导致消费增长率慢于经济增长率，消费率自然出现下降趋势。

第二，全球化分工体系可能“转移”走了新兴市场国家部分消费。全球垂直分工体系的形成，使得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甚至品牌、网络等与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等优势结合起来，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分工范围迅速扩展，从而以所谓斯密效应方式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由于资本是完全流动的，技术是不完全流动的，而劳动力是完全不流动的，因此，生产必然是在拥有完全不流动生产要素的发展中国家组织。从分配和消费角度来看，由于劳动力工资被压低，部分劳动者报酬可能就转化成为了营业剩余。随着营业剩余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出，这样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生产组织国即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被“转移”出去一部分，从而消费率被全球分工体系压下去了。同样，由于在发展中国家组织生产，本来可以发生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有一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了，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就被抬上去了。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低于消费与国民生产总值即GNI的比率的原因，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有一部分变成了发达国家的消费、发达国家的消费包括了一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引致”消费。同时，发达国家的部分投资转变成了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自然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又包含了部分发达国家的“转移”投资。另一方面，拥有劳动力优势、组织全球化生产的发展中国家与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之间必然出现明显的顺差和逆差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顺差里面包括了一部分本来是发达国家对自己的“顺差”，发达国家的逆差中也包括了部分自己对自己的“逆差”。

如果进一步来考察我国劳动者报酬在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就可以发现一些直观的规律。劳动者报酬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关系，从我国省际比较来看，经济发达或近年来增长率比较快的省份，劳动者报酬占比基本在30%以下，而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劳动者报酬比重基本上在50%以上，其他省份介乎于30%～50%之间。劳动力报酬比较高的是西藏、广西、河北、宁夏、贵州、甘肃和新疆。劳动者报酬比例偏低的省份包括黑龙江、天津、吉林、浙江、上海、山东、山西和陕西，要么是经济发达地区，要么是这几年经济发展比较快地区。这意味着外向型或资源型经济中GDP的构成有一个有趣的特点（或变化）——劳动者报酬比例降低而资本所得比例提高。

从国际比较来看，也存在类似的规律。在有数据可比较的国家中，劳动者报酬比例比较低、营业剩余比例比较高的是新兴市场或转轨国家，而劳动者报酬比较高、营业剩余比较低的是发达国家。这也许就是开放条件下，尤其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后者发展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原因。进一步考察劳动者报酬比例与消费率关系，也可以在多数国家二者出现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和消费率都比较高，而新兴国家劳动者报酬比例和消费率均偏低。

第三个观点，全球化统计可能从技术上“压低”了新兴市场国家消费率。投资率消费率的分析框架根本上是一个封闭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是以没有长期持续顺差，即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为零为前提的。放在开放条件下，尤其是全球化条件下，拥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可能会长期拥有贸易顺差。这样在考察消费率的时候所用的分母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不加以剔除，直接跟本国封闭时期比或者其他国家封闭时期的情况相比，消费率自然要低一些。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由于全球化因素，新世纪以后我们的消费率被低估了大约2～4个百分点。如果我们去掉顺差部分，即如果将顺差归零，把投资率和消费率还原到封闭时代的话，近年来的消费率可以提高2～4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我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消费率低而投资率高、发达国家消费率高而投资率低，正是全球化的结果与特征。我国消费率偏低或者说被压低与对外开放存在一定关系，是一个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阶段现象，不能简单地用全球化之前的经验来看全球化以来的现象。依靠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个经济发展是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显著特征，而外资又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各国为了吸引外资大都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从而导致营业剩余比重比较高。一般情况下，营业剩余将被转移回发达国家并部分转化成为发达国家消费。即使在投资所在国货币升值预期情况下，跨国公司营业剩余暂时不汇出而是留在发展中国家，也不会形成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而是转化成为再投资。当然，认识全球化带来的特点或变化，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全球化。劳动报酬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消费率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开放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全球化之前，虽然劳动报酬比重高，但经济增长率比较低，大部分劳动力没有就业机会。正是由于全球化才使得劳动力从人口包袱变成了人力资源，其报酬也显著高于传统农业部门。不仅如此，由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存在，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工资的提高也带动了仍然在农村和农业部门就业的农民的工资水平。这一点从最近几年农村打零工工资的显著提高可以得到佐证。

3. 按照消费率来衡量扩大消费可能是一个长期渐进过程

从长期来看，发展消费主导型经济是毫无疑问正确的方向，但就短期而言，可能要实现这样的消费主导任重道远。尤其是如果以消费率来衡量，更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现在的水平上，那么，消费率提高或者是以消费率衡量的扩大消费将比较漫长。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减速，且减得非常快，如同一些美国人现在所议论的那样——急剧减速（sharply slowdown），消费率将会比较快地提高。当然还有第三种情况，如果我们的经济从现在的廉价劳动力推动型转向我们梦寐以求的创新推动型，经济仍然保持在比较快的速度，但人力资本价值提升了，工资提高了，劳动者报酬比重提高了，消费率以及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自然会明显提高。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包括潜在增长率虽然在减缓，但在2020年之前仍然将保持在高速或次高速增长局面。根据有关专家研究，2011～2015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将8%～9%之间，2016～2020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将保持在7%～8%之间，不大可能像一些美国人所预期的那样在短期内迅速下降到5%～6%的增长率。因此，消费率提高将是一个比较缓慢的渐进过程，应该作为长期而非短期的重要任务。

4. 扩大消费的主要出路在于提高劳动者报酬

如果把收入和消费分配放在一起考察，从消费函数来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居民消费与可支配收入的相关关系都高达99%。虽然边际消费倾向有所不同，城市居民消费倾向要高一些但呈现递减趋势，农村消费倾向相对较低但相对平稳。因此，我们扩大消费、提高消费率的主要途径是改善收入分配。

由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主次关系，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重点应该在于工资性收入。从资金流量表数据来看，我国除了1998～2004年之间之外，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全部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差距不是太大，可以说是基本同步的。但从各省数据加总的劳动者报酬、营业剩余与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相对速度来看，2003年以来，劳动者报酬增长率低于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营业剩余增长率高于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导致劳动者报酬增长率明显低于营业剩余增长率。

“十二五”规划推出要提高两个比例、实现两个同步——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鉴于居民收入增长率已经基本与全部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同步，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的重点方向应该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增长率，而不是通过其他途径提高居民收入。

5．“双线”推进收入分配、促进消费与公平

如果超越促进消费的特定视角，全面地看收入分配调整，则包括了促进消费和消除不合理等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的内容。相应地调整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主要有两个途径，或者说属于“双线推进”。一是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二是政府的管制和再分配。市场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劳动供求关系调整劳动者报酬，政府再分配的作用主要在于调整居民收入比例。

我国现阶段市场的调节作用在时空上主要体现在有所交替的两个方面。短期来看，劳动供求关系变化推动农民工工资迅速上升，从而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加快，使得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一直比较大的收入差距近期开始缩小。中长期来看，劳动供求关系变化、劳动成本上升导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逐步下降，必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当然资本深化的空间比较有限，3～5年之后将加速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推进，为此，就必然要依靠创新，这就意味着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这也将是第二波经济转型的重要特征。无论是现在已经开始的农民工工资上升还是下一步的科技人员工资提高，都将直接推动劳动者报酬报酬比例提升，从而有利于消费率的提高。

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消除初次分配领域的不合理，二是通过再分配促进公平。初次分配领域主要是解决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问题，再分配主要任务是对中低收入者的补助等民生领域支出，当然也包括了对一般中等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合理安排问题。总体来看，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作用在于促进公平，不是也不应该是扩大消费，虽然直接或间接有利于促进消费。如果政府过度致力于从扩大消费角度来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则有可能人为地改变市场性分配机制的作用，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