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力量过度干预阻碍经济结构调整（2）

中国政府想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推出了新的36条，像能源、电信电力这些垄断行业现在允许社会资本大规模介入，希望通过这个手段让产业调整见效。但是这解决不了问题。魏杰说，2005年中央就针对民营经济推出过一个36条，现在叫老36条，当时觉得对中国的产业调整会有积极意义，结果5年过去了，老36条不仅没有起到作用，而且壁垒更加严重。“新的36条，我估计照样很难解决问题。”

原因在哪里？魏杰说，要想真正解决产业之间的壁垒，让各种资本在产业之间流动顺畅，就要让所有资本必须在法律上和竞争上平等。但是在中国，实际上民营资本根本获得不了这种平等。因为《宪法》里面明确提出来，中国实行的经济制度以公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也就是说各种资本之间是有主有次的。

另外，新36条虽然放开股权投资，但是国有经济仍然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民营资本进来以后对企业没法改革，没法管理。有民营企业家把这种做法比喻成农村招上门女婿，上门女婿要承担儿子的责任，但却没有儿子的地位。

产业结构失衡的第二个原因，是在结构调整中缺乏核心技术。“最近我们跑了100多家民营企业，他们有钱，也愿意投资，就是没有核心技术。”魏杰说，“中国改革里边最大的失误是技术创新体系没有能够建立起来。”

据他介绍，在当前中国的体制里边，已经找不到谁是核心技术创新的主体了。国有企业现在大部分是垄断企业，它们依靠垄断就能赚钱所以没心思搞技术。2006年中国有一万多家企业申请了技术专利，里边没有一家是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很难担当技术创新的重任。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它在体制、资金积累上都很难支撑需要长期研发的核心技术创新。

高等院校有庞大的科研力量，但是为了发文章、写论文疲于奔命。核心技术创新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高校教师如果不在核心刊物上发文章、写论文就拿不到职称，甚至可能被开除，也就无心研究，结果造成大量的科研资源闲置浪费。

过去国家办的研究所，现在也是经费短缺，得自己找米下锅。只能做一点一般性的技术研究。

自己研究不出核心技术，国外又对技术转让设置了重重障碍，于是产业结构调整受阻。企业的资金进入不了新兴产业，结果要么冲向房地产市场，要么冲向股市，进一步导致结构失衡。

第三个原因，是结构调整中的利益机制失衡。在市场机制下，当一个企业觉得生产的成本远大于收益，就不可能再投资。多数企业都不再投资，产业结构就出现转变。但是在中国，有些国有企业的问题是，明明知道会亏损也继续投资。这些企业不受利益的约束，于是导致利益机制失调，进而产业结构失调。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阻力重重

经济结构第三个层面的内容，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的主要标志是居民个人增长速度太慢，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在总体上都高于居民个人增长速度。

魏杰认为，在这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必然导致需求结构的失衡。因为居民个人收入占比较低，消费就难以快速增长。

要调整这一结构，就要做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只有相应地降低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居民个人收入才能够提高。具体做法有四点：

第一个，减税。目前减税的数量太小，没有让国民切实享受到减税的好处。比如说去年居民减税2200亿元，这一数量只相当于国家征收的利息税。

第二个，退税。魏杰说，去年全国退税退了400多亿元，还是太少。为什么多了退不下去，因为是用家电下乡的办法进行退税，结果其中一些家电产品过时、型号落后，农民不愿意购买。

第三，提高个税起征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了，老百姓收入就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会相对减少。中国现在起征点是2000元，过低，相当于让穷人承担了大量的税款。

第四，在社会保障资金的募集上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据魏杰介绍，北欧国家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里，国家承担的比例占到总资金的55%。他说，如果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上不是国家承担责任，而是让居民和企业承担责任的话，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消费就会越低，因为等于把老百姓的钱拿去搞了社会保障，于是就没有钱用于消费。

魏杰提出，今年减税6000亿元，退税3000亿元，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 ， 社 会 保 障 资 金 的 募 集 国 家 占 到55%。那今年居民个人年收入增长可以增加5—8个百分点。据他解释，之所以提出减税6000亿元，是按照上年财政收入的10%提出的。退税3000亿元，是按照上年税收的0.5%提出的。

魏杰说，如果能够按照他的模型推进的话，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速度将快速提高，但关键是能不能推动。为什么类似的调整迟迟不动？因为还有一些别的因素需要考虑。比如说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增长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国际摩擦，未来无论是国防开支还是外交开支都可能增长。

其次，如果要调整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还要增加劳动收入减少企业利润。

除了上述两点，魏杰提出，要真正提高居民收入，还必须提高老百姓的财产性收益。居民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劳动性收入，一个是财产性收入。当一个国家居民收入里边劳动性收入占的比重太高的时候、居民就很难富起来。研究发现，美国人收入里边，劳动性收入占50%左右，财产性收入占40%左右，所以国民比较富有。中国的人均收入里边，财产性收入占的比例只有1.8%，所以富不起来。

但是这条调整的思路，又引发了两个非常尖锐的争议。一个是老百姓没有财产，怎么提高财产性收益。能不能让老百姓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第二个争议，财产性收益无非两块，动产收益和不动产收益。动产收益有赖于资本市场，不动产收益有赖于房地产市场。所以要提高人们的财产性收益，必须活跃股市和房市。但是又要防止资产泡沫出现，这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现场问答

问：您建议政府拿出土地供应的50%—80%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这样是不是会让商品房的价格加快上涨？因为供给极大地减少了。

答：我刚才一再讲，先用这个办法试一年。试一年的意思就是，看看它对一般商品用房的供求关系的影响，同时看看运作过程中我们很担心的腐败之类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推算了一下，如果保障性住房增加到供应的用地面积的50%—80%，在一年左右时间内会对商品房的供求关系产生一个供不应求的影响，但是一年以后将会减少商品住房的需求，反过来从减少需求方面影响一般商品房的供求关系。

问：全国有6亿平方米的小产权房，这么大的一笔资产现在不能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可能会产生很多问题。如果现在承认小产权房，会不会比减税、退税，甚至建保障性住房的效果更好？

答：这个问题很尖锐。实际上我觉得小产权房的背后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就是关于城乡一体化中间的城乡经济体制一体化。城乡一体化里边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城乡经济一体化，但是现在在许多经济问题上还没有实现一体化，比如产权制度。于是城里人买房子有产权，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的宅基地，既不能抵债，也不能买卖。同时，城里人办企业有产权，这个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农民的耕地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实际上中国的农民，他主要的两部分资产都没有产权性质。这个问题不解决，小产权房的问题从哪方面讲都很难解决，而且一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问：国有企业从产权的归属来讲属于全民所有，但是真正享受社保资金的却不是全民，只有在岗的职工和企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我们没有走向全民社保，我们现在的社保体系并不包括农民，所以最近我们提出，未来不再强调户口，而是强调居住证。实际上这些问题都不重要，关键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农民的户口要不要无所谓，关键是他能不能进入社保体系，要进入的话钱从哪来，这是大问题。现在我们划出了一部分资产进入社保体系，虽然不是全民来享受，但是总比过去谁都不享受要好。就是说这种做法虽然并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办法，但是却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较好选择。

问：请问您怎么看明年中国的经济形势？

答：现在有一种观点越来越影响大家，就是说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又会出现下滑的局势。因为出口显然是高不了，欧盟不断出事，美国还看不到前景在哪里。

美国未来经济复苏就两个方向，要么是恢复实业，要么就是金融创新。恢复实业难度比较大，金融创新还看不出在哪里。随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欧盟好多国家的债务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欧盟有些国家国债的余额都超过了该国G D P的60%。所以出口这块对经济的拉动会适当的减少。

另外，我们去年搞了4万亿元的投资，到今年7月份70%多就投出去了，明年这块靠什么拉动？尤其是如果房地产的投资也下滑的话，怎么拉动？所以有人预计，明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出现一个下滑的态势。

但是，如果当前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明显下滑情况，有关部门就会对调控手段进行调整，调整后明年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一定会下滑。

魏杰，1952年9月生于西安。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等职，兼任全国13个省市经济顾问、15家企业经济顾问、7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2年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导之一，1993年在经济学界第一个提出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彻底分开的治理金融秩序建议。

自1979年起至今，20余年共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本。最近的研究方向为：企业制度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企业产权制度与资本市场的内在结合及互动性，企业中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内在结合的产权制度体现，宏观经济对企业经营战略的约束性的体制表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