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器官捐献频陷困局 多方利益纠结博弈

5 月初，郑伟等16人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移送北京海淀区法院，该案涉及肾脏51枚、赃款1000多万元，被认为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一起有组织贩卖人体器官案。

从租用场地，招引、供养卖肾者，到联络买家，谈判价格，体检配型，雇佣医生，摘取器官，直至摆平医院，完成手术，分割赃款，中间节点全部专人负责、对接顺畅，体现出了严密的组织性及职业化特征。

5月底，杭州某区，一处简陋的肾源供养基地，被卧底的腾讯拍客曝光于网络。这些已驻扎多日并陆续完成体检的年轻人，旋即被警方调查遣散，不久后，该贩肾团伙组织者，被逮捕归案。

与郑伟案类似，杭州案供体，亦来自全国各地，年龄在30岁以下，文化水平偏低，多无固定工作，收入较少，医学知识匮乏，为得到3.5万元回报，他们已下定决心，卖出自己的一枚肾脏。

两案前后相继，引起公众热议。

贩肾链条

巨大的供体缺口，催生了数量庞大的器官掮客，他们通过腐化部分医院和医生，打通各个中间关节，获利丰厚。

郑伟案具有代表性。

据海淀区检察院介绍，安徽淮北人郑伟和他的贩肾同伙，从2007年底即已开始从事肾脏中介的营生。

郑伟的器官生意，从时间顺序看，可大致分为三段。

在前期，郑密切接触患者，四处招揽肾源，每成功撮合成一台手术，他便可拿到5000~10000元好处费。截至2008年3月，经由郑的介绍，在某医院总计近40台换肾手术完成后，郑获利30多万元。

2010年3~9月，郑着手组建团队，筹划换肾一条龙服务。通过拉拢当地外科医生，在6个月时间内，郑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火花乡卫生院，先后从供体身上摘走贩卖肾脏20多颗。

可观的收益，看似轻松无险的经营，壮大了郑伟的胆量，在一次运肾进京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后，他决定将摘肾地点落在北京。

2010年9月，郑伟在海淀区颐和山庄，以每月7500元的价格，租下一栋4层别墅，并投资数十万元购买了医疗器械，成立了一个不带抢救室的摘肾黑医院。卖肾者免费吃住在附近的一个“据点”，临摘肾前几天转移到这里，直到被取走肾脏，周期或可长至一两个月。

至2010年12月案发，郑伟团伙在这里共计取肾30多枚。新鲜肾脏运往北京某三甲医院后，很快完成移植手术，前期与受体家属谈好的价格，同时兑现。在这一过程中，该院负责审查供体资质的伦理委员会形同虚设。

据本刊记者了解，郑伟团伙定点在这家三甲医院，每单最终到手20万元左右，而肾脏供体得到2-3万元不等。

在该器官买卖组织中，来自正规医院的医护人员，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或者事后坚称被郑伟蒙骗，或者干脆承认只为拿到每单三五千元红包。记者得悉，在郑伟案中，负责摘肾手术的两名医生，一为徐州市妇幼保健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赵健，一为徐州市铜山县第二人民医院业务副院长杨国忠。负责协调完成器官移植手术，是北京某三甲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叶某。

查阅对比同类案件细节可知，摘肾地点多为小医院，操刀者也未必是该专业医生，但最后的移植手术，是在具备资质的大医院。

涉案医生叶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表示，他此前便和器官中介郑伟相识，也曾要求郑等人通过合法渠道寻找肾源，在开始时，郑确曾提供过相关证明材料，但之后就不再提供了。

“后来我发现，郑伟提供的肾脏来自活体，知道这是违规操作，但我是一名医生，出于治病救人的考虑，就做了移植手术，也没有考虑肾脏的来源。”叶某自辩时说。

对叶的说法，卫生部器官移植委员会伦理学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表示无法理解，因为在她看来，器官是否有问题，从材料上，一望便知。

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一些游离在国家卫生部监管体系之外的医疗机构，需引起警惕和反思。

北京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著名肝脏移植专家朱继业对记者表示，器官移植技术，是临床上的高精尖技术，它代表着一家医院乃至一个省区市的医疗水平，一家基层医院，如果成功完成了器官移植，在当地是非常骄傲的事，当时电视台报纸往往会大力宣传，而卫生部门对这些小医院，疏于管理，问题不少。

朱继业提及，一些县市级医院实际上并不具备器官移植的资质，但常常会偷偷地约请一位大夫到当地去做肝肾移植，这类事情，多数是民不举官不究的。

另外，根据器官移植条例，具备资质的医院，在手术前，其伦理委员会应做详尽调查，但在某些医院，这一审查已流于形式，器官掮客们趁机利用虚假材料，通过了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