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器官捐献频陷困局 多方利益纠结博弈（2）

供需困境

1:150，这是中国器官供需现状。

捐献体系长期缺位，严重依赖死囚器官，这是造成目前中国器官供需极其失衡的主因。

2005年7月，卫生部副部长、器官移植专家黄洁夫，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首次正式表示中国用于移植的器官多数来自死囚。

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忠华披露，从2003年到2009年8月，中国国内只有130位公民在逝世后成功捐献器官;2007年以来，在中国内地每年开展的近万例临床器官移植中，自捐献的器官不到30例。

2007年是一个分水岭。

随着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少杀慎杀渐成共识，各地中级人民法院上报的死刑案例减少，死囚器官速降。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常委、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教授朱有华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分析说，其一，中国已经取消了13条死刑罪名，其二，以前是不管犯人同不同意，他死后的器官都可以拿来用，但现在不行了，一定要得到囚犯本人的签字同意才能取用，否则就是违法，有些犯人不同意捐献，器官就此失去了很多。

2008年，黄洁夫在著名医学专业期刊《柳叶刀》撰文说，因死刑复核及捐献者书面同意等措施，中国尸体器官数量锐减近二分之一。另据记者了解，自2007年，中国每年至少在以5%的速度减少死刑犯。

正是2007年，活体移植开始盛行。

据了解，活体移植在技术上更复杂、更高端，但手术会对供体多少会有些伤害，临床实践中也有过供、受体双死亡的悲剧发生。

朱继业认为，若仅从救死扶伤的角度上讲，活体移植对于晚期肝肾病人延续生命，的确是有效的，也是可以实现的，尤其是肝脏病人，病情更为紧迫，移植可起死回生。但综合各种因素，如今北大人民医院已不再做活体移植手术。

目前中国器官的供体来源，基本为三种，即死囚犯、亲属间活体移植、传统死亡或脑死亡后的捐献。

在死囚器官日少、捐献数量稀缺的情况下，亲属间活体移植已成为病人及家属的考虑重点，但亲属意愿、身体状况、能否配型等因素均存在，变数颇大，这直接导致了器官黑市的衍生泛滥。

2007年5月1日，中国第一部关于器官移植的行政法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施行。

根据卫生部的规定，活体器官捐献人与接受人，仅限于配偶、亲属及因帮扶等形成的亲情关系：配偶，仅限于结婚三年或婚后已育有子女的;亲属，仅限于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因帮扶等形成的亲情关系，仅限于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卫生法学会副秘书长申卫星对记者表示，上述规定中的第三项，被器官买卖者当成可乘之机。据称，在多数违法移植案例中，帮扶关系成为做假者首选。

谋变

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委员、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同玉对记者说，如果活体不做，其他供体又没有，那还怎么开展工作呢?所以手术还要进行，但要更加严格把关。

尽管如此，中山医院的移植手术，目前已大大减少，一年仅30例左右，亲属占70%以上，而“帮扶”一概不做。

按照规定，在手术之前，供受双方所有证明材料，均需提交伦理委员会审查，而在当面询问环节，供受双方及家属务必到场，伦理委员会精心设计的提问，或将涉及方方面面，比如，可能会对供、受体的生活细节展开追问。 “如果亲属关系为假，当场就能揭穿。”朱同玉介绍说。在他看来，那些出了问题的医院，完全是因为伦理委员会的失职。

“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器官捐献体系，同时配以真正公平公正的器官分配体系，已刻不容缓。” 卫生部器官移植委员会伦理学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说。

器官捐献体系，各国做法不尽相同，比如在美国，器官捐献与驾照领取挂钩。当事人自愿选择捐或不捐，这一意愿并不影响他是否能拿到驾照。其好处是，一旦发生交通死亡事故，凭驾照上的标识，死者器官可在第一时间被妥善处理，避免资源的浪费。

另外，在那些已建立器官捐献体系，并已实现广泛覆盖的国家，其对无表态的死者，就器官捐献，可以遵循默认同意，或默认不同意原则。而中国器捐体系尚缺，采取哪种方式都存在问题。

据记者了解的情况，一些人愿意捐献器官，却不知该找谁，也不知该办什么手续，最后就放弃了这一想法。

朱同玉的感受是，在器官捐献的宣传报道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存在很大差距。

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与卫生部共同启动了10省市人体器官捐献试点。两部门在天津、辽宁、上海等地，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人体器官捐献招募、获取和分配等工作。

两年多过去了，虽然一些人还是一头雾水，但器官捐献协调员们，已在全国陆续展开了工作。

翟晓梅认为，这些协调员的工作，如履薄冰，但意义重大，值得期待。

“直到现在，社会器官捐献微乎其微。”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教授朱有华说，从全国看，器官捐献开展三年来，登记的只有200多例。

朱有华说，器官捐献专业性很强，很多人担心献血中的无偿献血、有偿用血问题也会在该领域出现，因此国家管控很严格。

陈忠华对记者表示，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如果能规范推进，并加强监管，这个工作是完全可以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