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个前沿问题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是我们做得还不够。我觉得这个整体性大概涉及到三个方面：

1.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面包括六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这个整体性到底怎么把握？另外，马院里面还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整体性研究的问题，虽然一直在强调，但是讲课的时候还往往是过去的套路，整体性研究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虽然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我们现在写的书、讲的课、马工程的教材，基本上还是按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三个来论述。或者说，我们对这个成果进行分门别类的专门性研究，比如对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要远远领先于综合研究和整体研究，就是说整体研究的水平要滞后于单独的、分门别类的研究。于是一讲课或者一写教材还是分别来阐释，没有突出整体性。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整体性研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整体，不是三个东西。应当说中国化就内在地包含了时代化和大众化，如果没有时代化、没有大众化，中国化是什么呢？不过就是我们这段时间，更要强调立足时代前沿、要有时代性，更要强调贴近人民大众、要大众化。因此，它还是一个整体。

我觉得现在强调整体性研究特别重要，有三个方面的整体性研究，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研究，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三是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整体性研究。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如果这个整体研究没有做好，其他的方面也很难有大的进展。

二、关于科学发展是主题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到了“十二五”规划，科学发展是主题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下一个30年，中国的走向怎么样？关注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还能不能持续？这就决定于我们的科学发展。所以，科学发展是主题的问题非常突出和关键。因此，“十二五”规划里面一些重要的思想，还要好好地领会和把握。因为在下一个30年里，“十二五”时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当前一些很突出的问题能够有所缓解、得到比较好的改善，后面发展的路子就相对会比较顺畅。如果还是这样存在、甚至更严重，科学发展就面临很大的挑战了。所以，科学发展的问题还应该更加关注。要坚持：科学发展是主题、以人为本是核心、公平正义是基础、利益协调是关键、改善民生是路径、改革开放是动力。要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离不开这几个关键词，这就是“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利益协调、改善民生”。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应该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个是实践维度、一个是文化维度；一个是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一个是和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就是说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也包括文化解读，既要揭示它的实践意义，也要揭示它的文化意蕴。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越来越突出了，在这个方面，毛泽东有比较精彩的论述。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毛泽东讲的最多的就是实事求是。如1945年3月，抗战胜利了，国民党要进攻解放区，怎么办？毛泽东在延安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他说国民党要来进攻解放区，怎么办？方针就三条，他说的三条都是讲的传统文化：第一条是老子讲的不为天下先，就是我们不开第一枪；第二条是《左传》讲的退避三舍，就是他来了我们先让一让，不要怕他打烂了我们的坛坛罐罐；第三条是《礼记》讲的礼尚往来，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讲了这三条，用今天的话说很到位。他不是讲马克思怎么说、恩格斯怎么说、列宁怎么说，而是老子怎么说、《左传》怎么说、《礼记》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后这个“化”能不能化成，毫无疑问实践是主题、主线、主渠道，但是更深厚的内在的文化链接、文化基因还是要找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说，民族性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我们现在在讲文化的时候，往往是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我觉得民族性是形式，又不仅仅是形式，它不仅仅要体现在形式中，也要体现在内容中，特别是要体现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中。只有不仅体现在形式，而且体现在内容，特别是体现在内容与形式统一中的民族性，才是真正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

这个问题说到最后，还是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处理好回到马克思与回到孔子的关系。现在高校里和社科院系统的研究机构里，有两个学院增加比较多比较快，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再一个就是国学院。现在好多地方都有了国学研究所、国学研究中心。好多大学都有马院和国学院（儒学院），这两者怎么对话？能不能对话？怎么结合？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又特别耐人寻味的问题。

四、关于文化主体性问题

前不久《红旗文稿》发表了云衫的文章，题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三期连载，影响很大，实际上是讲文化的主体性问题。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文化问题的研讨会，由于2010年是《新民主主义论》发表70周年，就讨论到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什么把民族的摆在第一？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大众的实际上也就是民主的，当然这在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大众的和民主的还是不同的，我对此也持一定的保留意见。但是就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如果说大众的就是民主的，那么第二位是科学的，第三位是民主的，摆在首位的是民族的。我们知道，科学与民主是“五四”的两大口号。但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在科学的、民主的之前，多了一个民族的。之所以在科学的、大众的前面加一个“民族的”，就是强调文化的主体性，就是对“五四”激进反传统的反思和校正。最早是张岱年先生之兄张申府先生提出“五四”的两大口号，要有所修正。他说第一个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第二个口号是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也就是讲文化的主体性。我们强调文化的主体性，就是在全球的思想文化激荡中，我们不能失语，要有话语权和原创性。其实这个问题太严重了，我们现在理论界研究的一些问题，比如全球化问题，后现代问题，文明冲突的问题，文化软实力的问题，都是西方先讲的，我们再慢慢研究，缺少自己的文化创造，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还有一个软实力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不能一讲软实力就是孔子、国学，而缺少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当代中国的形象。有人讲的比较尖锐一点，称其为文化问题上的啃老族，就是说你缺少新文化，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快一百年了。传统文化和软实力不能划等号，孔子、国学、儒学当然是传统文化重要的资源、重要的载体、重要的符号、重要的标志，但是两者划等号就没有新文化了，就没有我们新的形象了，这是一种悲哀。软实力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统一，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现在讲国家形象。我参加了关于国家形象课题的论证会，就是论证我们今天国家的形象到底是什么，讨论的主要是这30年的、当代中国的、充满时代气息的国家形象，而不是几千年前的那个形象。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