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如何建一个负责任的知识体系

中国目前所呈现的多元思想格局，一方面符合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其特殊性。历史地看，民间的思想解放会发生在如下几种情形。第一，当中央权力衰微，其对思想的控制不再那么有效，民间的思想空间遽然增加，思想自然表现活跃。第二，社会处于转型期间，利益多元化必然导致思想的多元化。第三，国家的开放带来了大量的外来思想，使得社会的“思想市场”多元化。

中国当代的思想多元同开放政策、社会转型、利益多元、民间思想活跃等因素都分不开。不过，造成这种格局的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政府对思想的控制仍然很紧，甚至很严厉，但政府已经不再有能力提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代表政府利益的儒家提供社会世俗生活的思想和知识，但现在中国则不存在这样一个能够扮演传统儒家的思想供应者。同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对思想的需求急剧加大。一方面是不存在思想提供者，另一方面是社会的需求，这就必然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各方面大量进口思想和知识，或者来追求自身的利益，或者来满足社会的需要。

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限制思想的流通还是思想的创造不仅不可能，更包含着巨大的代价。在这方面，中国现在面临一种困境。因为不可能限制思想的流通，政府方面已经完全放弃了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的限制。尽管进口的思想既不能解释中国，也和中国的实践不相关，但它们在中国竞争，竞争对政策和社会的影响。随着各种思想尤其是左派和自由派的激进化，其对中国各方面的政策和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也在加大。问题在于，诸多进口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担负起知识的责任呢？从“五四运动”到当代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人们，可以确切地说，传播和贩卖这些思想的知识分子少有负责者。负责的知识分子是少数，而多数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者个人所属的组织利益，对社会的责任无从谈起。

放弃对思想流通的限制，这是一大进步；但更大的问题是，中国还不存在能够解释自己、和自己的实践紧密相关、并能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或者知识体系。有关方面不仅自己没有能力来创造这种知识体系，而且也限制民间来担当这个责任。不过，实际上，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因为整个知识群体（无论是官方知识分子还是社会知识分子）处于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中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创造这样一种思想或者知识体系。很显然，尽管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巨大转型，但思想和知识体系一片空白。

当代中国是什么？

这就导致了无穷的恶果。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现在的局面是执政党意识形态急剧衰落，国家缺失核心价值，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社会群体，对中国本身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感。更进一步，外在世界对中国的意识更糟糕。人们只看到中国在崛起，影响在增加，中国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可以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他们看不到中国崛起的方向和意义。于是，人们感觉到恐惧，各种“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这些年里，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有关方面开始花大力气，向外推广所谓的“软力量”。但问题是，在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体系的情况下，哪里去寻找软力量呢？是数千年之前的孔子吗？但孔子能代表中国吗？孔子回答不了人们心里的有关当代中国的问题。人们要知道的是，当代中国是什么？

各种进口思想和知识体系既不能满足内部的需求，对外更是毫无吸引力。无论从内外需求来看，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负责的知识体系，解释和说明中国的现实，指导中国的实践，并且也能“出口”到外国，以中国“软力量”的身份，出现在国际思想和知识市场上。

要生产出负责的知识体系，首先就需要造就一大批负责的知识生产者，也就是知识分子。如何才能造就出这样一大批知识分子呢？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政府和知识之间的边界。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知识分子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迫切需要回答。

在传统中国，提供知识的是儒家。因为儒家被整合进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即士大夫阶层），政府一直是知识的主要提供者。今天的情况如何呢？尽管政府也同样养着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政府知识分子），但这个群体已经没有任何能力，来提供社会所需的知识了。（实际上，这个群体必须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负起主要的责任。）

即使政府能够担负起传统社会那样的提供知识的责任，政府所提供的知识，仍然很难满足现代多元社会的多元需求。因此，要承认政府本身很难再扮演知识提供者的角色，更不用说知识的创造者了。不过，政府可以是知识的使用者。意识到这一点，政府就要在自己和知识分子之间确立一个边界，要容许知识分子在独立的天地里自主地创造知识。换句话说，政府必须主动负责，为知识分子搭建一个有效的创造平台，那就是自由。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依附政府的传统不改变，知识分子创造知识的使命感无从建立。

同样重要的是，知识和经济之间的边界也必须得到确立。前面讨论过，历史上，在西方，知识和经济（即商业）结成了联盟；而在中国，知识和政治结成了联盟。但这个局面正在急剧地改变。中国数千年“士、农、工、商”的文化根深蒂固，知识分子一直远离商业。在传统意识形态下，知识分子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合法合理性。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经历过商业革命的大潮。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大潮，已经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和商业之间的关系。

知识分子独立于权力和商业利益

今天，知识分子不仅继续依附政治权力，而且也很快依附在商业利益上，并且非常紧密。从西方的历史看，如果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过度依附商业，也会产生不负责任的知识体系，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已经非常显然。例如人们一直在提问，为什么穷人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要不为权力说话，要不为利益说话？不过，这并不难理解。为穷人说话，无利可图；而为权力和利益说话，有利可图。为权力和利益说话，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常态。在这样的情况，知识分子所生产的知识很难是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