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如何建一个负责任的知识体系（2）

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这种双重依附情况，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即使他们得到了自由，他们能够创造负责的知识吗？答案是否定的。今天，除了在少数敏感领域不能批判政府和涉及政治之外，中国的知识分子（教授、研究员等等）可以说是世界上享受最大自由的一个群体。中国的知识生产者最缺少的，就是规定其存在之本质的专业主义。除此之外，还缺少什么呢？人们已经形象地指出，中国的教授很像政治人物，很像商人，很像社会活动家，或者很像人们能够想象出来的任何社会角色，但就是不像知识分子。这并不难理解。专业主义是规定知识分子本质的东西，没有了专业主义，社会就自然失去了对这个群体的认同。专业主义必须在一定的边界之内才能生长出来。

从这个角度看，界定知识和政治、经济之间的边界为第一要务。有了这个边界，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在这个边界之内，专注于知识和思想的创造。有了这个边界，知识分子也才能呈现出其独立的品德，培养其独立的精神价值观。

除了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边界，知识分子如果要创造负责的知识体系，还必须具有国家和社会认同。在社会科学里，知识的创造没有边界，但知识是有边界的。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所有社会科学知识，都是知识分子研究特定社会的产物。没有古希腊政治实践，就不会有亚里斯多德；没有市场交易实践，就不会有亚当斯密；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就不会有马克思；没有官僚体制，就不会有马克斯韦伯，等等。

顾名思义，社会科学，这里社会是主体，科学只是方法。当然，因为我们所说的社会都是人类社会，只要是人类社会，必然就有一些共同性。这就是人们在谈论自己社会的时候，也可以讨论其他社会。客观地看，任何一个知识或者思想体系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特殊性，就是说这个知识和思想体系是针对特定社会的；普遍性，就是说这个知识和思想体系，和其他社会具有相关性。

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和思想被长期殖民这个事实。有了这种意识，才能去自觉地摆脱这种被殖民的意识，才能确立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意识。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我们不难找到西方经济学家、西方政治学家、西方社会学家，但则很难找到中国经济学家、中国政治学家和中国社会学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因为近现代社会科学为西方所创造，西方也仍然继续主导社会科学的所有方面，知识分子受西方影响不可避免。同时，学习西方也属必须。只有了解西方之后，才能理解自己所处这个社会的特殊性；也只有了解西方之后，才能了解自己所处这个社会的普世性。

对待西方学术的正确态度

从方法论上说，中国知识分子更是需要学习西方。正如在科学和工程，大部分方法论是普遍的工具。尽管中国知识分子也需要在创造新研究工具方面努力，但对西方已经发展出来的工具则可以大量“进口”。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区分作为方法论的工具，以及应用这些工具所产生的知识和思想体系。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几乎所有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应用他们的科学方法，观察和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而发展出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少有这个意识，大量接受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视其为普世的，简单地把它们应用到中国，来解释中国，或者试图影响中国的实践。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知识行为。

当然，无论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还是知识传播的角度，知识进口仍然会继续，也属需要。但是，如果要创造负责的知识和思想体系，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首先解决自己的知识认同问题。没有这个认同，就很难去理解自己身处的社会。

在方法论层面，人们还必须指向培根时代就已经开始发展出来的实证和实验传统。知识不负责任，和创造知识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关联。在文艺复兴之前，神学对社会的毁灭性影响在于其规范性、不可证实性。当一种不可实证的规范性知识体系，被用来改造人类社会的时候，就经常会给人类带来悲剧。很显然，这样做，会演变成一种“削足适履”的局面，就是改造人类社会，使之符合某一个想象出来的价值（理想状态）。

在中国，这种倾向性尤其严重。中国传统以儒家为核心的主导知识体系，就是一种规范哲学，它强调的是“应当怎么样？”的问题，而非“实际上怎么样？”的问题。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真正确立这个实证哲学传统。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关切仍然是规范性的，而非实证性的。马克思强调，哲学家的两件任务，第一是解释世界，第二是改造世界。这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在懂得世界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之后，才能去改造世界。很显然，解释世界是实证哲学的任务，而改造世界是规范哲学的任务。如果没有解释世界这个前提，改造世界很可能会对世界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专注于规范研究而忽视实证研究，也容易导致知识分子对自己、对其他事物的道德化。不难发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人们往往抢占道德高地，把自己无限道德化，而把不同意自己的观点、不接受自己的价值的他人无限妖魔化。今天中国社会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敌对关系，就是双方从“规范”看自己、看他人的结果，是知识领域的“阶级斗争”。

概括地说，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要创造负责的知识和思想体系，知识分子的“去三化”是前提，即去政治权力化，去经济利益化，去思维被殖民地化。这“三化”也是中国真正确立自己的社会科学的前提。这个任务很艰巨，但必须完成。只有完成了这个任务，中国才能在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找到具有普世性的共享价值。只有核心价值和共享价值统一起来之后，中国才能崛起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本文是作者“知识、力量与责任：中国的知识群体向何处去？”研究报告节选的第四部分。

政府必须主动负责，为知识分子搭建一个有效的创造平台，那就是自由。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依附政府的传统不改变，知识分子创造知识的使命感无从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