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收入分配改革需政府拿出勇气

业已启幕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若能通过适度的转移支付并强化制度执行力，则不仅能够实现财富积累有序转化为民生福利，有利于内需的内生性扩大，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更有利于促使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进而促成新一轮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周期。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收入分配改革有望成为中国新一轮整体改革的突破口。

根据已披露的相关信息，此轮由发改委牵头制订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列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亦明确了改革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其中备受瞩目的改革步骤是通过政府减税，企业让利，提高劳动者所得，以实现三方之间利益分配结构趋向合理。

处于经济起飞时期的国家，在追求效率和财富增长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拉大是无法避免的。中国曾是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施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后，也的确具有较强的工具价值。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却是不争的事实。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998年为2.52:1，而去年扩大到3.13:1，石油、电力、金融等行业收入一般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十倍以上。1978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16，但到了1990年，农村的基尼系数为0.429，城镇为0.286，全国为0.445，已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显然，从财富集中的角度来看，中国已成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被认为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出现严重断裂的信号。

另一方面，在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过程中，某些利益集团以及与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利用体制的漏洞而攫取国家和民众财富的数量，难以统计。尽管胡润总是可以发掘一些不想见光的亿万富豪，但依然没有人可以准确地说出，中国这样一个人均名义GDP不及5000美元的欠发达国家到底有多少富人以及他们的财富总值。

收入差距拉大，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亦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人相信，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能建立在经济结构日渐失衡、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中央早在八年前就注意到了收入差距问题的严峻，并积极着手解决，国务院《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到将针对收入分配问题出台新的改革方案，以控制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如今，全社会热望的收入分配总体改革方案的即将出台，显然十分有利于积压已久的系统性经济问题的解决。

笔者认为，在社会热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民生福祉亟待提升的关键时期，业已启幕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若能通过适度的转移支付与制度执行力的强化，则不仅能实现财富积累有序转化为民生福利，有利于内需的内生性扩大，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更有利于促使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新一轮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周期也有望在战略转型中得以开启。

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均GDP在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低端。这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阶段的新起点，也可能是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中国也许能在5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10万亿美元。但业已出现的部分领域突出问题，使得我们必须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少数富人的倾斜和集中，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继续放任在制造业基础不很巩固且金融体系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风险极大的房地产领域，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承受得起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世人皆知，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就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保体系，且在1990年资产泡沫破灭后的长达20年中，日本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丰田、日立、松下等超级企业的出口利润为日本银行业消化不良债权提供了来源，为日本经济走出长期衰退创造了条件。还有，日本高达数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可观的年收益又大大增强了日本金融体系的修复动力。而当今中国，经济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亦很严重，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必须格外小心资产泡沫膨胀之后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如若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将有可能演变成系统的经济与金融风险，而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