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娜等：地方政府有多缺钱（4）

“现在这轮调控最大打击点就是土地财政。”上述官员指出，但多年来的惯性之下，地方仍倾向继续举债扩张，等待土地财政解套。明显的例子，除了“地方4万亿”姿态的摆出，是上至北上广深，下至义乌、芜湖、中山等地方政府表态严守中央政策红线，实则积极推出“擦边球”地方办法，频频试探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松动迹象 。

另一方面，客观上，地方解决民生的刚性需求存在，也使得地方财政扩张难以止住。8月22日，《中国证券报》发表兴业证券的研究文章指出，“目前部分大城市因为道路拥堵而采取机动车限购政策，排水管网建设滞后导致城市内涝来看，地方政府的投资不是多了，而恰恰是少了。”

以深圳为例，2012年，深圳市政府投资重点投向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综合治理、城市基础设施、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社会建设和民生领域以及产业转型升级领域，共安排投资计划401.6亿元，占全市政府投资计划的87.1%，其中：社会建设和民生领域投资385.3亿元，占全市政府投资计划的83.6%；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领域投资16.3亿元，占全市政府投资总规模的3.5%。

与欠发达地区不同，发达地区很难再以土地财政为这些支出买单。 陈少强告诉财新记者：“在不少发达地区，土地指标把‘十二五’的都用完了。像江浙一带，把荒地、复垦的都用了，已经没有什么地可以用了。”

兴业证券的研究文章称，地方政府投资与中央项目涉及的大产业投资不同，本身主要还是为地方公众服务，其中约50%属于使用者付费的盈利资产，可弥补另外50%的非盈利资产亏损，整体上就可以实现盈亏平衡。而这些投资改善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从而间接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与税收收入提高。

但是，扩张性地方财政能否被规制在民生和地方产业结构调整等正确方向，不得而知。“大政府经济”失控，将导向经济转型和政府税源涵养的反面。

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指出，当政府不断透过所控制的资源，如税收优惠、补贴、土地、环保标准、矿权等等，引致私人投资时，企业将偏离利润最大化的方向，异化为营收最大化目标，以累积更多与地方政府谈判的筹码，企业利润越来越靠政府补贴和土地等不动产升值。

减支难

必须减支，但从何减起？

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计，中央政府自2010年以来推行结构性减税，其中重要一条即是在地方推行“营改增”试点。 刘煜辉认为，这次减税的内质“实际上是减支，准确地讲是减阻碍成长的开支”。

地方政府也预期“营改增”后会加剧地方财政收入减收。作为地方税种的营业税，将变成中央75%和地方25%共享的增值税。地方政府对此极为冷淡。

深圳地税局人士透露，营改增在当地将分步走，第一步税收还是100%归缴地方。深圳将在11月1日正式实施营改增，目前系统仍在测调试。

随着“营改增”试点逐步扩大，再不减支，而以短期的增收挖潜应付越发困难。

在那些财政收支腾挪突然由宽裕变得困难的地方，政府过紧日子的姿态也很明确。在东莞工业镇石排， 已数次召开镇党委会议讨论削减开支，计划将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政府专项资金经费削减掉几千万元。

在省级层面，广东省长朱小丹在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上，亦强调“要厉行节约，实行最严格的支出控制”，要求党政机关带头压减行政支出，过“紧日子”，并控制临时新增开支，严格执行公务接待标准，“省下钱来保民生”。在省会广州和深圳，官方数据都显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近两年处于零增长或低增长。

刘煜辉指出，中国政府减支的空间巨大，包括维稳开支、三公消费、低效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所形成的财政补贴等等。不过，在现有的财政收支机制下推行减支，这些领域的减支推进极其有限。

以三公消费而言，中央在2011年给省级地方政府提出的公开三公经费的期限是“两年内”。目前，北京、上海、广东、新疆、四川、湖南等省份已开始对外公布相关数据，但在市、县一级政府，以及政府财政控制的国有机构，则仍没有公开时间表，更无法涉及“减支”。

一直致力于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的吴君亮认为，当下减支力度只是浮光掠影。政府连年提高财政开支，到去年亦是历史最高点，“能花的都花掉了”，处处是能升不能降的刚性支出。惯性之下，在财政压力中焦躁不安的地方政府，转身自省奋而改革的机会，究竟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