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娜等：地方政府有多缺钱（3）

来自深圳地税部门的消息称， 今年以来，高科技和电子制造业企业聚集的南山区，展开几年来少有的大面积自查行动，要求企业对自己存在的偷税漏税情况进行查漏， 上溯到企业税收两三年前账本。工厂聚集的宝安、龙岗两区也开始查账，特别是针对坪山新区的企业，税务部门相信这里的企业“相对更有钱一些”。

不过，毕竟经济不景，税收增收毕竟有限。浙江杭州市财政局一名官员坦言：“企业是真困难，财政不敢下手太狠。真的按税法收，很多企业就持续不下去。很纠结。”

近来，关于扩大试点甚至普遍开征房产税的说法，甚嚣尘上。相对于正在推进的“营转增”试点，房产税是在保有环节征收，属于地方税种，可以增加地方收入。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撰文称：“我相信这一天终将到来，因为政府需要这笔钱。”

兹事体大，在数日自相矛盾的表态后，湖北地税局最终否认了将试点开征房产税的消息。新税种开征不易，地方政府将征收力度转向非税收入。今年7月，财政的非税收入同比增速比6月突然增加了30多个百分点。其中，地方非税收入同比增长20.8%；中央非税收入同比增长58.8%。财政部对此解释，在中央层面，主要是受石油特别收益金缴库办法改变的影响；地方主要是地方加强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征管。

陈少强说，在增收思路上，“中央和地方有异曲同工之妙”。非税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公共资源、国有资产的收入，包括以前不太受关注的广告权、道路使用权等。

徐进告诉财新记者，

过去一些非税收入征管时标准放宽或实行了减免，但现在这些正在收紧。如果某些项目收入上升幅度非常大，往往不仅是应征部分加强征收，还包括补征以前漏的部分。公共资源收费项目繁多，如涉及个人的公共资源收费，电费、水费、排污费；到政府机关获得公共权益时，要支付相应工本费；企业出口需政府给予检验，鉴定时亦产生相关费用等等。各地情况不尽相同，自由裁量极大。

如在广西，除强化税收征管外，最近更部署增建公共停车泊位、户外广告征收机制、改革垃圾处理收费方式、加大土地出让金征缴等工作。

更为显性的是，在税收增长比较困难的时候，地方政府对国有资本收益的要求提高，“能多收一些尽量多收一些，以保障政府的正常需求” 。

以短期应对财政压力的手段而言，除了在增收上想尽办法挖掘潜能，举债也是极其常见的。在鄂尔多斯寻求银行贷款而不得，而东莞风传政府贷款支付公务员工资之时，杭州融资平台的境遇却在好转。

杭州财政局一位官员称：“去年贷都贷不到，（利率）起码上浮10%以上，20%以上都拿不到。”但在今年，经济下行，银行不寒而栗，对企业放贷非常谨慎。“ 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愿意放给地方政府平台 。”银行上门推销，令政府融资平台得以较优惠的利率甚至基准利率拿到贷款。

另一种手段则是开放民间投资。7月16日，广东省发改委宣布首批推出省市面向民间投资招标重点项目44项，总投资2353亿元，涉及交通、城建、社会事业、产业园区等向来以财政和国有资本垄断的领域。

尽管此举已经推动多年，是“对涉及公共资源利用的项目实行竞争性配置” 的改革需求，但广州发改委一名官员也向财新记者坦言，财政吃紧，各级政府都在抓紧拿项目出来，向民间资本开放。

开源发力的同时，地方政府的节流减支却被认为“停留在口号”。

前述杭州市财政官员对财新记者坦言，地方对缓解财政压力根本思路与2008年无异：“保证地方现金流不断，寄希望于中央政策放松，地价好转，难关就渡过了。”

扩张止不住

以继续扩张解决扩张带来的困难

与勒紧裤腰过日子相比，地方政府更有“做大蛋糕”的冲动。国家统计局投资司调研员王宝滨在2011年底曾撰文指出， 2011年以来，中央项目投资低速增长，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长高位运行， 地方项目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达到94.1%，成为投资增长绝对主力。

这一趋势在2012年变本加利。宏观经济内外受压之下，各地政府正在为“稳增长”加紧宣示投资计划。在已公布1-6月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28个主要城市中，增速超过全国增速20.4%的达到21个，其中贵阳增速高达57.9%，兰州、海口超过40%，东部沿海的宁波、福州，投资增速亦在30%以上。

从西部的贵州、中部的长沙，到东部的广州，数以千亿计的政府投资计划相继曝光，虚虚实实。此举被视为“地方版4万亿”，以拉动经济和资产价格提升。地方仍然期待，中央政府终会打开闸门，重演2008年“4万亿”刺激计划那一幕。

前述杭州财政局官员认为，地方领导对经济形势和资产价格极为敏锐。“只要中央敢稍微放点风声，它就敢做得很大。”

扩张， 意味着更多的负债更大的杠杆。按审计署的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大致10.7万亿元。审计署报告也指，截至 2010年底，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分别占两级政府总数的19.9%和3.56%。由于偿债能力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截至2010年底，有22个市级政府和20个县级政府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 。

陈少强对财新记者说，地方政府的选择，一是像以前一样，大干快上，债务不断往后累积，争取在发展和增长中化解债务； 二是招商引资化解债务；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新的增长点。但在地方政府任期之内，大干快上仍是最为有效积累“政绩”的方式，也是做大经济规模的不二法则。

至于偿债，前述杭州财政局官员对财新记者说，他曾询问某地方政府官员，“借这么多钱怎么还呢？”对方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考虑。”他指，缺乏问责的地方政府，倾向将债务风险转嫁给银行，期待最终由中央政府兜底。

事实上，这也是地方政府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找寻到的发展捷径。分税制后，税收大头在中央，中头在省里，市县一级可以得到的钱相对少，这一机制刺激地方政府把经济蛋糕做大，“可以多分一点”。1998年预算外资金使用规范化后，地方政府最大的主题就是土地财政，平台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