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战火中铸就当时最优秀的大学（2）

“教授之教授”

1934年，王永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7年10月，清华大学迁到长沙，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立临时大学。王永兴和哲学系的同学徐高阮一起去听了陈寅恪的一堂唐史课，大为震撼。王永兴去找当时的教务长潘光旦，要求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此前，王永兴得过肺结核，住过一段时间医院。潘光旦对王永兴说：“你因为这病已经耽误了一年，要念五年大学，现在你要转系，就得念六年。你要考虑考虑。”王永兴说：“我考虑过，但是我愿意跟寅恪先生学习。”潘光旦笑道：“选得很对，那就去念吧！陈寅恪先生是‘教授之教授’。”

战局更为动荡，学校决定迁移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王永兴记得，当时陈寅恪住在青云街靛花巷，学生上课则在文林街北院，每天上课，就见陈寅恪抱着一包书，满头大汗进了教室，同学们几次要求去帮陈寅恪拿书，“老师是绝对不允许的”。写论文时，陈寅恪很认真地为王永兴修改，有一次，王永兴的文章中丢了一个字，陈寅恪说：“你不要以为丢了一个字没什么，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能少一个字吗？”

联大师生们经常跑警报。王永兴回忆：“警报响的时候，我们就往郊外跑。寅恪先生跑不动，在青云街靛花巷年纪大的不止寅恪先生一个人，就在里面挖了一个小防空洞。楼上的人往楼下跑，只有傅斯年一个人往楼上跑，为什么呢？他去扶寅恪先生。”

陈寅恪患上眼疾后，一度出国治病。关于陈寅恪的眼疾，王永兴解释：“在成都燕京大学时，忽然有一天寅恪先生跟师母讲：‘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怎么回事？’正好成都有个医院很好，就到那里去看，坏了，这医生医术不够，而且诊断错误，就给他动了手术，是个小手术。谁知道手术完回家，他就说：‘不行，我更看不见了。’这时候，有人就说世界上眼科医生的权威在伦敦，保证能治好。所以寅恪先生就去昆明，跟两位教授一起飞到伦敦去了，他们也是照顾寅恪先生。医生说：你不应该在成都动手术。这个眼睛问题出在眼神经的视膜脱离了。在伦敦，虽然再次手术，但仍然没治好。1946年春，寅恪先生由英国横渡大西洋回国，途经纽约，当时清华有一位先生在美国，就是赵元任先生，还有一个学生周一良先生。他们到船上去看寅恪先生，并告诉寅恪先生美国的医生也无良策，先生就没下船登岸。这就回到北平了。”

王永兴师从陈寅恪学习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敦煌学，其后任陈寅恪助手三年。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著有《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唐勾检制研究》、《陈门问学丛稿》、《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等。

“中国有前途，我就有前途！”

戈革抗战爆发后辗转多地。1945年，他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戈革说：“七七事变，我就回老家待了三年，耽误了。后来逃到大后方，东跑西跑，一直到1945年才在甘肃酒泉高中毕业，我到兰州参加统考，考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在兰州听见放鞭炮，胜利了，大家心里头很高兴。从兰州到昆明交通十分不方便，我坐一辆运东西的车，到了重庆，我哥哥的朋友帮我买飞机票。那时候老百姓没有权利坐飞机，为什么我可以呢？因为胜利了，昆明的官员都挤着飞机到重庆来，回去的飞机是空的。到了西南联大，人家已经把我学籍取消了：晚到了一个月。就让我们上先修班，我们说：我们考上的是大学，交通这么不方便，迟到的问题不在我们。因为迟到的不只我一个人，大家联合起来去找教授帮我们评理，又考一次，我通过了，有好些人没通过。”

戈革发现上物理系的人都自以为是“天才”。他大哥的一个朋友听说他要考物理系，就问他大哥：“怎么你弟弟考那个玩艺？那个玩艺没有前途的，毕业了就失业。”戈革回答：“中国有前途，我就有前途！”

在昆明那一年，戈革过得十分快活：“那时候学生的生活只要念书就行了，没有人管我们。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活跟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领公费，每个月就那么点钱，但是生活很自由。我到了昆明，觉得眼界大开，别的地方思想管制很严，当时的西南联大号称‘民主堡垒’，壁报上什么话都有，可以骂蒋介石，也可以骂本校的教授。”

1946年复员后，戈革就读北京大学物理系。1949年毕业后，戈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后从事物理教学工作，中年以后治量子物理学史，专研尼耳斯·玻尔的生平、工作和思想。

“西南联大成为当时最优秀的大学，有偶然性和特殊性。”

百岁学者刘绪贻是西南联大的老校友。他认为西南联大在国难当头之际组成，有其特殊性。“当时除西南联大以外，还有西北联合大学、东南联合大学，但是后两个大学联合不久即解体了，只有西南联大，虽然也偶有小摩擦，但从领导到一般师生，大都能以大局为重，坚持联合，善始善终。其所以如此，有主观、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原来三校校长的办学思想基本相同，而且胸襟都比较开阔，彼此能相互信任，精诚合作。由于历史原因，三校教师大都或相识、或相知、或有师生之情，有合作的基础。因此，三校联合以后，能熔三校优良传统于一炉，彼此尊重，互相切磋，通力合作，把西南联大办成一个当时最优秀的大学。所以我认为，即使从历史的长河看，这些条件凑在一起，也是不容易的，有它的偶然性和特殊性。”

刘绪贻用“爱国、民主、科学、坚苦、团结”十个字来概括西南联大的办学精神，并认为这种精神对今天的大学教育有启示意义。“在当前全球日益一体化的时代，还可以对国民进行一些国际主义教育，使之在必要时有做世界公民的思想准备。今天的大学应该进行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大学和科研机构是一个国家追求和维护真理最有利的地方。要追求和维护真理，就必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某些现象来看，好像现在的大学也是重视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也取得某些成绩，但是，由于根本的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今天中国的大学远远未能取得与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及其努力相称的科研成果。我说‘坚苦’，而不是‘艰苦’，主要是想强调其中坚韧的含义，就是说要能长期忍受艰苦而还能维持士气。据说现在许多大学负债都很严重，主要是为了美化环境，建筑许多漂亮的大厦，而不是为了延聘真正的大师，进行必要的软件建设。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大学还是应该讲究坚苦或艰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