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战火中铸就当时最优秀的大学

西南联大:战火中铸就当时最优秀的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中依然可见西南联合大学的旧迹。穿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道旁立有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的雕像,再往前去,故教授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和李公朴先生之墓相依为伴。树荫处,是冯友兰撰文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其中有句:“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沈从文帮他改文章

从20岁进入西南联大之后,方龄贵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里。1938年,方龄贵在长沙报考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时岳阳失守,长沙危急,等不及发榜,他和另外5位同学一起徒步从长沙走到重庆,历时46天。途经沅陵,从报纸上看到录取名单,知道录取在西南联大,到重庆后,在相熟的老师和乡亲帮助下,凑足路费,到昆明上学。

初到西南联大,方龄贵印象最深的是生物系教授李继侗。李是生物系的系主任,他儿子也在生物系,有一次,他儿子参加年度考试,成绩不及格,也要补考。当时生活很困难,老师穿着长衫,有时候还打着补丁。日本飞机一来,师生就从后门跑到山上,但是都还带着书,有时候课没有上完,教授就让同学集聚起来,在跑警报的地方上课。

方龄贵在中学时投稿给上海《申报》、香港《大公报》,拿稿费来支持生活。他的中学老师介绍一本书,是沈从文的《边城》,因此,他写文章深受沈从文的影响。方龄贵去昆明时,路过沅陵,曾经去寻找《边城》里的女主人公翠翠。萧乾是《大公报》副刊《文艺》的编辑,方龄贵投稿《雪夜》一文,得了十块稿费,后来就认识萧乾,经常在《文艺》上发表文章。方龄贵到了联大以后,萧乾有一次到昆明来组稿,在著名的云南菜馆子东月楼请客。萧乾也请了沈从文,将方龄贵介绍给沈从文:“这就是那个想到边城找翠翠的人。”沈从文听了,哈哈大笑,对方龄贵说,可以经常到他家坐一坐。后来方龄贵的文章,先经沈从文过目修改,并由沈从文寄出去发表在《大公报》。

方龄贵的母亲是蒙古族人。沈从文不但为他修改文章,还经常把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借给他阅读,其中有一本是国学基本丛书本陈彬和选注的《元朝秘史》。后来他才知道《元朝秘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蒙文典籍,是研究蒙古历史、文学、语言和社会制度必不可少的古典文献。沈从文借书给他时,要他注意此书文字是多么古朴自然,富有生命的活力。方龄贵读了此书,为蒙古草原的磅礴气势和粗犷风情所吸引,联想到早年的种种经历,倍感亲切。后来指引他走上蒙元史治学之路的是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按照联大的规定,历史系的学生除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外,还要选修两门断代史,他却选了四门:宋史、辽金元史、元史、明清史。其中最使他感兴趣的是辽金元史和元史。辽金元史是姚从吾讲授的,辽金元都兴起于东北,辽金元史很大部分讲的是东北史,便是方龄贵家乡的历史。联大规定:凡学生毕业前要交一篇毕业论文,导师由自己聘请。他请邵循正为指导教师,并商定论文题目为《元代边徼诸王叛乱考》。这是方龄贵有关蒙元史的第一篇习作,但由此引发了他研究蒙元史的决心。1942年历史系毕业后,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两位导师就是姚从吾教授和邵循正教授。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邵循正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讲的是《元遗山与耶律楚材》,时间在晚上,教室里坐满了人。老师中姚从吾、罗常培、毛子水、吴宓都来了。方龄贵做了笔录的准备,不料开讲不久就电停灯熄。等了半天,电还不来,邵循正就离开手拟的提纲,摸着黑继续讲下去,旁征博引,依旧讲得有声有色,于是黑暗之中,听者鸦雀无声。讲演临结束时,电灯亮了,全场掌声雷动。方龄贵记得邵循正在讲演中引述了《黑鞑事略》徐霆疏所著录蒙古早期差发之重(差发,蒙元时指赋税徭役),连教学行和乞儿行也要出银作差发,有诗云:“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胡丞相就是主治汉民的普上断事官失吉忽都忽,“捺杀因”蒙古语的意思是“很好”。讲演一结束,主持讲演会的罗常培站起来说:“感谢邵先生给我们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讲演,有这么多的同学来听。我一向不会作诗,今天有诗人吴雨僧先生(吴宓字雨僧)在座,更不敢班门弄斧。我现在只想套用邵先生所引的《黑鞑事略》那四句诗略抒我的情怀。”罗常培套改的第四句是“笳吹弦诵捺杀因”。话音刚落,又爆发出震动屋瓦的掌声。

在毕业前,方龄贵结婚了。他的太太是云南人,1943年认识,1945年结婚。方龄贵获硕士学位时,抗战胜利,联大结束,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复员北返。方龄贵因家累滞留昆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讲师一年,旋转入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成为蒙元史研究的名家。

西南联大在短短的几年间培养了那么多人才,方龄贵认为:“西南联大所以培养这么多人才,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像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联大的常委梅贻琦所讲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很多老师像陈寅恪、向达、钱穆、姚从吾、邵循正等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文法理工并重”

鲲西原名王勉,生于福建长乐的书香门第。祖父王又点为知名诗人,三个儿子都留过洋,王勉的父亲王沅留学法国,读数学,回国以后进入外交界;一个叔父留学英国,念工程,娶了英国太太;另一个叔父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海军陆战队,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是同学。十几岁时,王勉来到上海,后入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1937年抗战爆发,鲲西随清华大学一路南迁。1938年,鲲西结业,由蒙自到昆明,为了寻找工作在昆明小作逗留便转道去重庆,在农本局任职一年后回到昆明。此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已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鲲西一面工作,一面在西南联大居住听课,与众多师友相互砥砺。他认为:“战时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匮乏情况下,造就出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可是说到联大,人们总爱说它出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而绝少提及其他学科的成就,这是不公平的。联大若有成绩,是文法理工并重,它可供后人借鉴的是它的优良的校风,它激励学生向学的精神。”

在昆明时,鲲西跟吴宓很熟,跑警报的时候常一块跑。那时候学生泡茶馆,鲲西偶尔跟钟开莱泡茶馆,打桥牌,吃点心,谈学问。“昆明人抽鸦片,抽鸦片的人要吃甜品,所以昆明的甜品特别好。昆明人喝咖啡,因为受法国人的影响。”

教授刘文典抽鸦片,他上一节课,大概就讲20分钟,其他都讲废话,骂教授、助教。有一天晚上,鲲西跟王永兴忽然想去看看刘文典,谈《红楼梦》,两人不是他的本系学生。只见他躺在烟榻上抽鸦片,两人坐在他旁边,师生谈得甚为尽兴。

鲲西记得沈从文是很随和的老师,去他家吃饭很简单,但是盛菜的盘子是乾隆时代的瓷器。鲲西在昆明时狂热地崇拜意大利指挥托斯卡尼尼,看了一场托斯卡尼尼的音乐纪录片,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云南日报》副刊。沈从文看了很欣赏,主动写一封信,推荐他到《大公报》做事情,后来没有成功。鲲西回忆:“沈先生是一个小说家,在北京时受到胡适的欣赏,但是在大学时就会受到人家的歧视。学府的竞争很剧烈,互相妒忌,这是歌德曾经讲过的。在学府里面爬上去很困难,除非是念科学的,论文写出来就行了。”

钱锺书在学校讲课时,鲲西刚好在重庆做事,无缘听课,后来回到昆明时才听一些朋友告诉钱锺书上课的情况。“他上课讲文艺复兴、现代英国小说、英国诗歌,他底下的学生也是最好的学生,像王佐良、许国璋。他上课引经据典,很多学生都不晓得。”抗战胜利以后鲲西到上海,徐高阮带他去钱锺书家吃点心,谈了三个钟头,无非品评臧否人物。据说钱锺书早年曾口出狂言:“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鲲西认为:“很多人讲钱锺书的《围城》里影射西南联大具体的某个教授,像吴宓,我不这么看,《围城》里是从很多人身上提取特点,这是高明的文学手法,固定影射一个人就没有什么意思了。现在很多人对他很崇拜,但是不能真正晓得他的学问在什么地方。”

后来有人问一位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为什么短短几年间,西南联大培养了那么多人才?”回答是:“自由。”对此,鲲西说:“那时候很散漫的。”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鲲西认为:“联大的学风很好,那时候没有‘学生运动’,‘左右派’的斗争是有的,但不是很剧烈,没有影响到学生的学业。联大的学生生活很清苦,一个饭台子吃饭,当中有一大锅菜,很多学生营养不良。我那时候做事情了,很多学生要到外面找兼差,当家庭教师,可以补贴生活。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出了很多人才,这是一个奇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部分人后来出洋了,受了进一步的教育。抗战胜利以后,出洋很方便,不需要太多的钱,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以后对国家贡献很大。西南联大的科学仪器也很简单,但是传授知识,培养了学生。后来学生出国了,出国深造很重要。到朋友那里借一条金子,去买外汇,就够钱到外国读书了,所以大批人出去留学就是这个道理。”

责任编辑:单梦竹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0

精选专题

领航新时代

精选文章

精选视频

精选图片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宣讲家”或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宣讲家微信公众平台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图标来访问官方微博或下载手机客户端:
微博
微博
客户端
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