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珊珊：香港黑社会的前世今生（3）

大圈仔

所谓“大圈仔”是指由大陆来港的犯罪人物。

严格说来，“大圈仔”不是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因其本身没有正式组织，更没有明确的规条戒律，也没有一致认同的文化。这一名号，是香港黑社会圈内人物和媒体的戏称。

从上世纪70年代起，部分来自大陆、偷渡入境的青少年，没有香港居民身份证，找工作、做生意或求学路路难通，迫于生计而干上了为非作歹、鸡鸣狗盗的勾当。这些青少年多数有红卫兵时“文攻武斗”派系斗争的经验，进行非法活动时毫不逊色于“陀地”人物，其狠毒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香港黑帮也不敢小看他们。因此，“大圈仔”与本地黑社会就有了非常微妙的关系。一方面，“大圈仔”作案凶狠而不守规矩，扰乱黑世道的“太平”，本地黑帮会在某些情势下协助警方打击“大圈仔”；另一方面，由于“大圈仔”很“烂命”（粤语，不要命），本地黑帮也会利用“大圈仔”去做一些他们不愿冒险的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有争斗，又相互勾结，相互利用。

黑不可以变白——对话胡须勇

人物周刊：现在有哪些行业需要黑帮介入？

胡须勇：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解决，你们解决不了。比如说收数（追债）。金融业最需要我们。股票和期货最黑暗了，比毒品还害人。比如骗了你100万，你追我，我就找黑帮来，还你40万，帮派20万，我还有40万进帐。现在黑帮用的都是技术性手段，给你制造恐慌。还有，你看，这些酒店都需要我们看场，但是现在不用暴力了，要靠关系。

人物周刊：从事黑社会四十多年，你感到生存环境有什么变化？

胡须勇：现在香港社会进步了。在香港做帮派，很难赚钱，而且容易坐牢。以前在英国统治下，对证据的要求很严，明知是你干的事，证据不足都没办法。

人物周刊：你怎么适应这种变化？

胡须勇：回归后的香港，暴力是没有出路的。过去，只要不砍死就好办，现在砍伤一个人都很难脱身，所以我们很少使用暴力。我们都是以赚钱为主。

以前帮派间很少来往的，现在社团间大佬的关系都很好，有什么问题一个电话就搞掂了。如果我们跟别的帮派有事，我很讲道理，我们有不对的，都会给对方合理赔偿。有些帮派不喜欢这样，不对都要讲到对，都要争到赢，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一毛钱都要争回来，但时代不一样了。很多人说我笨，我却说自己聪明。很多人适应不了，还在蛮干。

人物周刊：可据我所知，2009年，后起之秀李泰龙就被砍死在街头。

胡须勇：其实这种事很少见。很多年没有这样了。当时泰龙处于中层阶段，最容易出事。你太低，别人不屑用这么毒的手段对付你；太高，别人不敢轻易做你；你是中层，要往上冲，树敌多，最多箭头射着你。如果打倒你，他就能够出名。我从麻将馆就开始做中层的事，无论警察还是江湖里的人，都把我当目标。如果能做掉我，是很威的。

当年泰龙捅了人后，一直拖拖拉拉，没去解决。通常死人后十天八天，是最冲动的时候，两三个月之内会有人复仇，很少有两年以后才被人杀的。

如果我是他的大哥，我会给他建议，他可能就不会死。我有个宗旨，我跟你打，一定打到底，接着我跟你碰面。要不就屈服，要不就讲和，绝对不能暂时搁置。

人物周刊：一般都可以解决？

胡须勇：九成可以。现在也有人对我不满，但不敢动我。出来走江湖，很讲人缘，他给我面子，我就给他面子。

我脱离危险期近二十年了，现在去哪都不用人保护。如果有人想动我，他要考虑很多东西。我死了很麻烦，打不死我更麻烦，我会不断追杀你。我的性格就这样。鲁迅有一句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我的格言。如果别人对我好，做牛被人骑都可以。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是一个坏人吗？

胡须勇：虽然在江湖行走，但我绝不是坏人。我是好人中的坏人，坏人中的好人。做这一行，在大家心目中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帮派是社会的产物，如果社会没有什么不公平，就不会有黑社会的强大。其实做一个老大，除了武力，还要靠“德”，一个前辈曾对我说，以力服人为霸，以德服人为王。首先要有power作后盾，其次要有“德”笼络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