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毛泽东的战略遗产（3）

在披阅《南史》梁武帝（萧衍）故事时，毛泽东曾引罗隐诗叹曰：“时来天地皆协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由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成功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基层，毛泽东一举横扫蒋、美、日反动派如卷席，斯可谓“天地皆协力”；而在与中国社会的中层——士大夫阶级（及其现代产物）进行斗争时，毛泽东所面临的难局，当然绝非他要取消社会的中层和中坚力量（即某些人所谓要实现“扁平化管理”），毛泽东所遭遇的挫折无非表明：摧毁旧社会的中层和中坚结构，与建立和再造一个新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层结构相比，后者显然更为困难。而这首先要求对复兴现代中国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作风与能力再次进行新的改造和提升。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改造和重建社会中层的努力会遭到党内与知识分子的误解乃至强烈抵制，这几乎就是必然的。而此诚所谓：“运去英雄不自由”。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毛泽东并非秦皇汉武，因为他创造的历史在“春秋”之外。中国旧的传统价值体系当然不能评价毛泽东，因为他领导的革命，其目标就在于摧毁中国奉行了数千年的基本统治结构：宗法—科举—朝廷，或曰士绅—士大夫—王朝，而其尤其因触及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而显得“激进”。

“弱国可以打败强国”——倒转五百年来世界地缘政治结构

毛泽东晚年曾经这样给自己“盖棺论定”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其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驱逐美国豢养的国民党政权出中国大陆；其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就毛泽东所说的“第一件事”而言，其中当然还应包括抗美援朝战争，即毛泽东指挥的人民军队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一举击溃了美国从那个方向对亚洲大陆的进攻。这是五百年来，中国第一次针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当然，这也是亚洲大陆国家应对来自海洋的挑战所取得的最伟大的一次胜利，而从世界历史—地理的角度说，这次胜利的意义，还远未被我们认识到。

漫长的人类历史，曾是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民族向周边扩张的历史，举凡蒙古、突厥、回鹘、女真、俄罗斯和汉民族，都曾经是欧亚大陆上的主导民族，而这个欧亚大陆主导世界的大趋势，直到16世纪才被海洋文明的扩张所取代。正是利用了航海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利用了海洋战争的高度机动性，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和“外围”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和孤悬大洋之中的美国，才从“边缘”出发，包围并分割了中心，并以“海洋时代”逆转了以欧亚大陆为核心的世界史发展进程。

1904年，英国伟大的历史—地理学家哈?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在《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中提出了一个极具革命性的观点：只要欧亚大陆国家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将广阔的大陆空间重新联系和组织起来，只要大陆国家能够避免来自海洋的攻击，并善用自身丰富的资源，只要科技的进步可以为这种大陆组织方式提供一个创制，那么大陆就可以战胜海洋，陆权就可以击溃海权，海洋支配大陆的时代也就会被终结——而他当时设想的现代科技方法就是铁路。他预言说：无论德国、俄国和中国这三个在欧亚大陆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真正联系起来，只要它们联系起来，海洋时代就会被终结，海洋国家支配的世界秩序也必将崩溃而他相信：正如航海技术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一样，铁路技术的革命，也必将开启另一个新时代。

毛泽东乃是这样一位伟人：他找到了一种政治和组织的方法，将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宰割下分崩离析的中国大地重新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使被视为最封闭、最保守、最落后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中国的黄土高原，重新崛起为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所在。毛泽东的革命把最落后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并将其锻造成为对抗最先进的、来自海洋的帝国主义武力的高度机动的游击队。而毛泽东找到的那种把“即将被海洋淹没了的大陆”拯救出来的政治动员方法，就是“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的思想发源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土地涨价归公”的民主革命理论，当然，这也就是被列宁赞美的方法，即孙中山提出了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土地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建设现代国家的新战略。列宁说，这种方法是欧洲国家所不能想象的，它表现了亚洲的先进性。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造就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改革开放，都是与土地的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毛泽东关于南水北调、三线建设、铁路建设、十大关系的发展战略，正是毛泽东依托欧亚大陆的外交战略，使得新中国这个“伟大的昆仑”重新崛起于世界。（共2页，第1页。）

C．施密特曾分别从空间的革命、国际法、战争模式的变迁这三个角度，论述了西方现代性的“空间基础”。立足于1500年之后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海洋世界观”，在《国家主权与自由海洋》一文中，C．施密特指出了“海洋世界观”带来的“空间革命”意义。他说：“16世纪时所谓的‘现代性’，正是来源于这种空间革命。它并非来源于所谓的文艺复兴对于那种19、20世纪意义上的个体观念的倡导”【2】。当然，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先有美洲的发现，先有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暴行，先有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原始积累”，而后方才有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

其次，“海洋时代”的降临及其所导致的“空间革命”，带来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法”的产生，它仿佛意味着无边自由的海洋淹没了陆地上的有限界限，它意味着海洋的法则支配大陆的法则之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