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澄宇：目前，中国需要休养生息

资源配置的动态结构融入了每个人的主观偏好，反映了社会合作的运动趋势，绝不是某个机构可以随意“调控”的。

在经济明显下滑的当下，采取怎样的经济政策才是明智的？当“中央版4万亿”的各种后遗症尚在发酵之时，再度祭出“地方版4万亿”刺激计划，究竟是雪上加霜还是雪中送炭？

英国政治思想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在其《政治思想史》中，将现代政府区分为“目的统治”和“法治”两种类型。“目的统治”政府基于这样的信念：政府的职责就是把一个单一的、预先规划好的目的强加给国民，事无巨细地组织这些活动，以便让所有国民为实现这一目的做出贡献；相反，“法治”政府则鼓励国民在同一“正义”框架下追求各自选择的不同目的。

在经济学理论中，也有两种相应的理论取向：跟“目的统治”政府对应的是客观价值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跟“法治”政府对应的是主观价值论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前者把经济活动当作技术问题来处理，认为只要运用好自然科学知识，经济发展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后者认为经济活动首先是人与人的合作问题（即伦理问题），其次才是技术问题。

在客观价值论者看来，价格是由成本决定的，因此经济活动中存在这样的衍生关系：铁矿石等原材料的生产有其客观成本，它决定了铁矿石的价格；然后，铁矿石的价格加上工人工资等，决定了钢铁的价格；钢铁价格又决定了机器制造的成本和价格；然后又决定了汽车、锅炉等的生产成本和价格，最后决定了各种消费品的成本和价格。这个因果决定链条即：铁矿石等原材料→机械设备→机器产品→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由于资源是有限的，需要解决这个生产系统的协调问题，但是仅靠工程运筹学和计划调配就足以解决这些问题了。

主观价值论者却认为，每个人的偏好是主观的、千差万别的，相同物品对不同的人来说，价值是不一样的，所谓“此人之肉，彼人之毒”。每个人对消费品的不同选择和相互影响决定了各种稀缺消费品的价格，然后，消费品的价格传导并决定着各级资本品的价格。因此经济活动的逻辑关系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机器产品→机械设备→原材料。在这个经济系统中，每个人的主观偏好都反映在价格信号中，反过来，真实的价格信号又协调着人们的行为。

整体主义者认为，经济分为“宏观”和“微观”。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存在一种客观、单一的“宏观”数据，一旦人们发现这样的数据，就可以“指导”“微观”经济的运行。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客观价值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主观价值论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则认为，“宏观”是一种主观的视角，即个体决策者对环境的感知和主观判断；不存在客观、单一的宏观统计。逻辑地看，不是宏观数据指导个人行动，而是个人行动的结果构成宏观统计的前提。用“宏观”数据指导“微观”经济活动，无异于刻舟求剑。举例来说，假如大米价格上涨2%，鞋子价格下跌2%，则CPI可能为0，但是，大米生产商与鞋子生产商绝对不会对各自行业的价格变化无动于衷。没有哪个“微观”决策者会说，我要停止经济活动，要等CPI数据出来后再做决策。

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应着不同的政策选择。若要让市场健康地运行，就必须摈弃“目的统治”的模式，采取“法治”的模式。否则，只能滑向计划经济的泥潭。

市场经济是以尊重个人目的、尊重私有产权、分散决策为前提的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无数千变万化的个人目的依托私有产权相互对话交流，通过价格信号的传导，自发生成动态的资源配置结构。这一复杂的动态结构融入了每个人的主观偏好，反映了社会合作的运动趋势，绝不是某个机构可以随意“调控”的。

动态地看，卖茶叶蛋比卖原子弹更赚钱并不值得惊讶，产能过剩、成本高昂的多晶硅、太阳能产业未必就代表先进生产力。一切都应放到消费者选择所驱动的经济分工网络中加以权衡。依据市场逻辑，所谓“调结构”、“产业升级”等概念都是一种误导。

很多人由于不理解市场经济中的财富扩散机制，对市场经济和“法治”能否良好地运转怀有深刻的疑虑。他们本能地希望出现一个“目的统治”的政府，而不顾那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因此，关于市场及其与政府关系的误解必须清除。

首先，市场经济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市场经济是一种协作经济，而不是各自单干。早在19世纪，大卫·李嘉图就阐述过人类协作原理。举例来说，我种庄稼种不过你，写程序也写不过你，但是只要我写程序的水平跟你比较接近，而种庄稼的能力跟你差距较大，我并不会贫困饿死。因为通过分工协作——你种庄稼，我写程序，然后相互交换——能够带来共同富裕；相反，单干可能会有人饱死，有人饿死。再比如，你在桂林卖桂林米粉，我在上海陆家嘴卖桂林米粉，我的收入可能大大超过你，因为我服务的对象比你服务的对象支付意愿和能力更高。所以虽然我是卖米粉的，而不是搞金融的，但是可以跟他们一同富裕。

其次，不能静态地看待市场中人与人的贫富差距。随着分工的深化，资本品生产链条不断延长，越来越多的资源被投入到资本品的生产中。这意味着在社会总财富中，资本品所占比重有日益扩大的趋势。企业家作为资本品的决策主体，必然会比普通人占有更多的资本财富，但这并不表明企业家可以一劳永逸、免于竞争的压力，或者可以大肆挥霍奢侈品（事实上很多企业家非常节俭）。市场中的财富在不停地流转，各国首富几乎都是白手起家的，社会上也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关键在于，一个人要想富裕，他必须为他人创造价值。这是市场的法则，也是共同富裕的保证。

再次，政府是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而非拯救者。当政府滥发纸币、人为制造信用扩张时，经济活动就不是建立在真实储蓄的基础上，也失去了正确价格信号的引导，投资和消费都变得盲目，陷入不健康的虚假繁荣之中，并埋下了经济萧条的祸根，危机变得不可避免。因为经济逻辑告诉我们，没有免费午餐。

需要指出的是，CPI上涨并非通货膨胀的最大危害。货币注水后并不一定马上反映在CPI上，但是物品的相对价格会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与货币注水前由真实储蓄和相应主观偏好驱动的价格变化具有本质的不同，它逐渐扭曲了经济体的结构，最终瓦解了自发生成的市场分工体系。当市场试图修复时，政府往往会注入新的麻醉剂，希望能刺激经济再度雄起，实际上却是雪上加霜。

最后，通货膨胀等干预政策导致贫富分化。通货膨胀政策既是一种隐蔽的税收机制，也是一种劫贫济富的机制。它削弱了工薪阶层和养老金领取者的购买力，不断拉大贫富差距。此外，准入管制、价格管制、各种明的暗的补贴，以及贪腐寻租等政府行为也是导致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

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出现“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其后汉武帝滥施征伐，肆意挥霍，又实行盐铁专卖等官营垄断政策，以及算缗、告缗等压榨工商业者的政策，导致国库空虚，民怨沸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在经济接近崩溃的形势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民生的改善。近十年来，虽然GDP数字突飞猛进，但是，国民的幸福感并没有多少提升，却积聚了很多社会矛盾和隐患。原因在于，GDP数字中并没有容纳多少国民的意愿和自主选择。

“目的统治”VS“法治”国家，垂直控制社会VS水平网络社会，命令经济VS市场经济：这是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面临的选择。如果选择后者，那么，需要的是休养生息，需要的是限制政府权力，而不是继续折腾。减税、祛管制，让市场自行疗伤吧。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经济金融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