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明：毛泽东为何不满意重庆谈判（5）

正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蒋介石利令智昏，最终挑起了内战。

随着美国出钱、出枪帮助蒋打内战的政策日益暴露，中共不断修正自己的对美方针。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蒋军必败》的社论，对中共与美国以往的关系作了总结。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只希望它执行一个中间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赞助中国实行有广泛代表权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抱着这种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的了。至此，中共便明白了在马歇尔“来华之前，他已和杜鲁门定下了一张底牌，即如果蒋介石不顾美国政府反对顽固地坚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政策，美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还得支持他。”（注17）

1946年11月蒋政府与美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商约）。这个条约以及其他一些协定的签订，表明战后蒋介石与美国政府形成的反苏反共的特殊关系已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了。国民党一头扎进了美国的怀抱，首先实行了“一边倒”。这是国民党靠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取悦美国而换来的。至此，中共已彻底地认识了美国的全球利益与中国革命是不相容的，断了与美合作的念头，并采取了反蒋必须反美的政策。1947年2月，中共发表严正声明，昭告国内外：国民政府自1946年1月10日至今，与外国谈判并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已经使并将继续使中国陷于内战、反动、丧权辱国、殖民地化、混乱与崩溃的危机之中”，中共现在与将来均不承认。（注18）

大约在1946年秋，毛泽东在一次党内谈话中指出，前一段工作中，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同蒋介石斗争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欺骗不了我们。但是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当了。有了这次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上当吃亏了。（注19）中共与美国之间走上了对抗的道路。与此相关，在对外战略上，中共也打消了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做美苏桥梁、“中立美国”等等想法。对苏“一边倒”的方针由此逐渐形成。

三、抗战胜利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中共和苏联有着很深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也起了好作用。”（注20）但是，由于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足，甚至有严重的偏差，因此，二战时期，尽管苏联是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但却只把援助交给国民党，而不给共产党。在斯大林的头脑中，意识形态的异同此时已经退居次要位置，一切都要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和整体战略。苏联在远东的战略是需要中国顶住日本，防止日本袭击苏联，避免两线作战。而在斯大林的眼里，能顶住日本的，只有蒋介石政府。中共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实力还不够强大。

对于苏联重视国民党而低估共产党力量，要求中共配合国民党作战而忽视蒋的反共活动等等一系列作法，中共是不满的。中共不指望苏联的直接援助，但也不愿将自己的行动服从于苏联的战略利益。这样就进一步加深了斯大林的偏见。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清楚地表露了他对中共不信任的思想。他认为蒋介石未能利用中共抗日，反而在意识形态上与他们争论不休，这是愚蠢的。因为中共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是冒牌的共产党。就像人造黄油与真正的黄油一样。说到这里，斯大林可能觉得太露骨了，又补充说了一句，中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是要抗日的。（注21）无独有偶。同年8月，莫洛托夫在与赫尔利会谈时，也作了同样的表述。在谈到中共时，他说：他们虽然自称共产党，但与真正的共产主义完全不相称。待经济状况一旦好转，他们便会忘记自己是共产党。（注22）。很难想像这两位苏联领导人的上述讲话，是出自同美国打交通时的策略考虑，而非心里话。抗战时期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和中共所采取的不同的态度和实际行动，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直到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一直处在历史的低点。

战后初期，在雅尔塔体制下，斯大林的基本战略意图是巩固业已形成的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而在其它地区则寻求与美国的妥协，消化新的疆界，恢复战争创伤。这一战略决定了他对待其它国家的革命运动，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积极支持东欧各国共产党排斥资产阶级势力，取得政权，并且推行苏联模式；另一方面，却在其它地区，包括亚洲，要求各国共产党实行妥协，以维护《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央拟派周恩来前往。这时斯大林却在两三天之内连续给毛泽东发来两封电报。电报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又说，蒋已再三邀请你去协商国事，如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此前，在整个抗战期间，斯大林从未与毛泽东有电函往来，这时斯大林却就此多次来电，清楚地表明斯大林想借此安抚蒋介石，进而与美国在远东达成妥协，维护苏联在远东，主要是在中国东北权益的战略意图。毛泽东冒着生命危险亲赴重庆，经过与蒋介石的斗争，签署了《双十协定》。尽管这次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但毛泽东对此却不以为然。后来，他曾多次不满地谈到这件事，认为这是斯大林不准我们革命。而我们并没有听他的话，打了三年半，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面对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中共依靠人民，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毫无畏惧地与其展开殊死搏斗，并在很短的时期内，领导革命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这一切，使斯大林深受震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向披糜，中国革命已经出现曙光的大好形势下，他不得不考虑长期以来对中共的认识，以及对中国革命许多重大问题上的主张是否正确。1948年2月，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吉拉斯的谈话中，曾经指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中国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的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根据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承认是我们错了。”（注23）不久以后，在与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卡德尔的谈话中，斯大林再次做了自我批评，并说，“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注24）

事实上，在苏联出兵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的过程中，斯大林对中共的认识已经有所改变。中共积极配合和支持苏联红军，很快与苏军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在苏军的多方协助下，大批中共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壮大，一方面加强了苏联与美国抗衡的有利地位；另一方面也使中共在东北建立起一个坚固的革命根据地，对于全中国的解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云和薄一波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都给予苏联以很高的评价。（注25）

与此同时，1946年以后，国际形势出现的急剧变化，包括美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冷战的出现并逐步升级，乃至战后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所有这一切，也促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的远东战略，以及对待中共和国民党的态度。此刻，在斯大林的头脑中，雅尔塔体系已退居次要位置。由意识形态引发的冷战和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上升到了首要的地位。

对中共来说，斯大林的这一转变，无疑是令人鼓舞的。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谈到了不久以前在波兰成立起来的情报局，指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反帝国主义的一切力量，正在团结起来，并正在向前发展。欧洲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业已组成了情报局，发表了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计划的徼文。”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宣布：“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注26）

至此，中共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阵营一边，反抗帝国主义反动阵营的“一边倒”方针，已经呼之欲出了。

综上所述，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对于中共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方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在回顾和研究这一方针时，不可脱离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在这一形势下中共与美、苏关系的发展、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一边倒”方针正是上述国际关系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当然，前面已经谈到，“一边倒”的形成并不是孤立的。它的形成和实施，包含了多种因素。战后的国际关系仅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在对它进行评价的时候，应对其它诸因素作更广泛的研究，进而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