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明：毛泽东为何不满意重庆谈判

至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先后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大陆解放指日可待。在此伟大的历史变革前夜，制定和宣布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成为中共中央亟待解决的重大事宜。是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项方针，建构起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原则框架。

如果对上述三项方针进行分析，就会看到，“一边倒”无疑是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方针。它的正式表述，是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来的：“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注1）

多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对“一边倒”方针，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价（注2）。尽管如此，笔者认为，由于“一边倒”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像它的确立与实施，就涉及建国前夕的国际形势，中共与苏、美两大国的关系，50年代新中国外交格局的确立，以及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国防安全等诸多领域，因此仍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就其形成而言，至少就应包括三大内容，即：战后的国际关系；新中国的国家利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本文想从二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关系入手，对“一边倒”的形成作一简略的回顾和评论。

一、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

1945年，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着德、日战败投降，二战即将结束，国际关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有两条线索。其一，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商讨结束二次大战和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在讨论远东事务时，美苏背着中国，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为补偿，达成了苏联出兵东北消灭日本远东军的允诺。《雅尔塔协定》随之出笼。1945年8月14日，苏联又与蒋介石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允诺支持“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这一协定和条约的签订，使苏美两国各有所获。苏联恢复了沙俄在中国东北失去的特权；而美国则兵不血刃地作壁上观，待苏联收拾日本之后，再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美苏在远东达成了暂时的平衡，构筑了战后苏美中三大国关系的框架。其二，《雅尔塔协定》签署后不久，是年4月，罗斯福逝世，杜鲁门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此时，二战已近尾声。双方在战后世界，特别是战后欧洲的安排等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矛盾日渐尖锐。杜鲁门据此认为，罗斯福设计的通过大国，特别是美苏两国的合作形式，维护战后世界秩序的战略构想，已不能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他上台不久便声称：“我不怕俄国人，我准备采取坚定的态度。”“不管怎么说，俄国人需要我们总比我们需要他们的地方多。”（注3）

两条线索相互交织，构成了二战结束前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一方面，美苏利用《雅尔塔协定》控制和要挟对方，保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在二战中发了横财，经济和军事实力急剧膨胀的美国，又不甘于同苏联合作主宰世界，意欲独霸全球，因而率先发难，对苏摆出了不可一世的强硬姿态。苏联自然也不甘示弱。于是，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战斗的两大盟国，就这样反目为仇，从结盟走向了对抗。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尖锐指出：“在美国、英国以及法国，有着侵略的势力渴望新的战争。”（注4）在谈到新的五年计划时，斯大林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认为这是“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注5）斯大林的讲话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最高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把它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

1946年3月5日，反共老手、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由杜鲁门陪同，在美国小城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他宣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来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几乎每处都受到“包罗万象的警察政府”的控制，“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丘吉尔说，如果我们不趁还得及的时候正视这些事实，那就太不明智了。现在需要的是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拖得越久，就越困难，对我们的危险也就越大。（注7）

杜鲁门与丘吉尔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发表如此气势汹汹的反共演说，显然是有预谋的。演说在美国乃至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遭到了苏联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爱好和平国家的一致反对。杜鲁门见势不妙，慌忙声明自己与演说无关，事先并不知道演说的内容。但他无论怎样表白，在国际舆论面前，也无法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铁幕演说”代表了美国战后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需要，实际上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铁幕演说”一年之后，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借希腊内战一事，在国会宣读国情咨文，要求国会授权，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称“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他说，“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注8））

杜鲁门的这项声明，很快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的出现，标志着战时同盟的正式破裂。从此，美苏以欧洲为重点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全面展开了。

面对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战略态势，1947年9月22--27日，在苏联的倡导下，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举行会议，并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言认为二战的结束及战后发展，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特点是“在世界舞台上活动的基本政治力量的重新部署”，“战胜国间关系的改变及重新组合”。它宣称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在战后国际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两个完全相反和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开展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十字军运动“；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注9）

“两个阵营”的理论是对战后国际形势的正确总结。这一新的局面的出现，迫使世界各主要国家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正如《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所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齐·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注10）

综上所述，我们在分析“一边倒”的形成时，不可脱离上述两条线索。“雅尔塔”体系展现的是由大国合作主宰世界，既妥协又争夺，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中国，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斯大林与蒋介石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抗战胜利以后，中共与蒋介石的对立和斗争，都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注11）

而“两个阵营”的出现，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雅尔塔体系”。它是美国在战后推行实力外交力图独霸全球，而与苏联发生激烈对抗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中国也不能置身局外。“一边倒”就是在这样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的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酝酿形成的。

二、抗战胜利后中共与美国的关系

进入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超过了美国和苏联。因此，我们在分析“一边倒”时，自然不可脱开这两个大国。事实上，抗战胜利以后，中共立刻就面临如何对待美苏，这样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特别是在美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出现冷战，以至形成了两大对抗的阵营之后，采取何种应对方针，就成了中共在制订政策时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

一开始，中共曾设想在美苏之间搞平衡，即与这两个大国都保持友好的关系。正如毛泽东1944年与美国记者史坦因所讲，中国与美苏应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注12）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党非常重视对美英的统战工作。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却并不重视我党的力量，而把国民党视为抗战的主力。直到1944年上半年，美国政府的态度才出现转机，派遣军事观察组到达延安。尽管级别不高，但毕竟是美国政府就第一次与我党建立的官方关系。观察组到达延安前夕，适逢美国国庆，延安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美国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注13）

毛泽东与谢伟思的谈话，表达了我党对美关系的长远设想。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和合作抗日。战后，中共将继续寻求美国的了解和友谊。中国战后的最大需求是发展经济，中美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在谈话中，毛泽东也直率地表示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担心，批评美国只向蒋介石提供援助的政策，并警告说这将促使蒋选择内战道路。

从抗日战争结束到内战爆发，中共对美的总政策是促其“中立”。不论是毛泽东与赫尔利的谈判，还是周恩来与马歇尔的调处，都贯彻了这一政策。1945年11月28日的《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指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策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又必须联上共。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