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对权利过度重视令政改难行

政治哲学的首要工作，是思考人类应该如何好好地活在一起。我们希望了解，怎样的政治秩序才是合理公正的。为了让讨论变得生动一些，让我们设想以下故事：一群游客乘坐邮轮环游世界，途中不幸发生海难，剩下数百生还者漂流到一荒岛。由于通讯隔绝，他们唯有在岛上开始新生活。岛民了解到，要一起生活，就必须合作，而合作需要一些规则，否则会乱成一团。于是他们聚在一起召开全民大会。

平等的“自由人”

在大会中，大家意见纷纭，出现不同方案。例如有人提出，规则之所立乃岛之大事，应该交由对政治最有认识的人来决定。这看似很有道理，但该用什么标准去找这些人呢？而且即使找到了，风险也很大，因为最有知识的人，不一定就是最有德性和最公正无私的人，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只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又例如有达尔文的信徒提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万物不变的演化规律，大可将它应用到政治上，淘汰那些老弱伤残者。可是岛民不愿意这样做，一来他们在共患难中建立了信任和关怀，二来他们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尽管他们亦关心自己的利益）。

大会开了许多天，甚至有过激烈争论，岛民最后收窄分歧，并形成以下几点共同判断：

（1）每个心智成熟的人，均能作理性思考和价值判断，并愿意为自己坚持的原则辩护。

（2）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各有自己的人生计划。

（3）尽管大家对于什么是幸福的人生，有不同看法，但却同意必须包括以下条件：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必须得到满足；人的知性、感性和审美能力要有全面发展；个体有基本的选择自由；活得没有恐惧没有屈辱，不会因性别肤色种族信仰的不同而受歧视。

（4）承认每个成年人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不接受有所谓天生的或世袭的统治者。

（5）渴望建立一种公平互惠的合作关系，而不接受一种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

（6）最后，由于岛民各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难免在合作中出现分歧，因此须建立一公平而有权威的程序来解决冲突。

这些判断最重要的作用，是为进一步讨论提供基础，并成为衡量不同方案的重要参照。所以，岛民的下一步工作，是建构及论证出一些更具普遍性的价值，既能好好解释上述判断，又能由此证成一套合理的制度安排。经过另一番讨论，岛民最后同意最核心的价值是自由和平等。

自由的要义，是肯定和尊重人有能力成为自由人。所谓自由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人有理性反思和自主选择的能力，因此能够选择自己的人生观，主宰自己的人生道路；二、人具有道德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因此一方面能够对各种道德观念进行分析论证，一方面也有依从道德原则行事的意愿。也就是说，人是可以根据道德理由来行动的主体。人的理性自主意识和道德自主意识，构成人之为自由人的必要条件。

既然岛民意识到自由人的重要，于是在考虑制度安排时，就要确保每个人有良好的条件去实现这个身份所含蕴的价值。例如需要基本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确保人们的能力得到良好发展；也需要自由的环境，令人们可根据自己意愿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还需要培养出自由的心智，不盲目相信权威，懂得尊重个体独立自主的精神。尽管如此，岛民也意识到，单凭对自由人的肯定，并不足以解决社会合作的一个根本问题：社会资源有限，加上不同人的天赋能力及家庭出身不一样，因此大家对于在合作中每个人应得多少往往有极为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须引入“平等”来考虑分配问题。

平等的要旨，是肯定每个参与社会合作的人，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并应受到政府平等的尊重。尊重什么呢？尊重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并具有反省意识和道德意识的自由人。这里的平等尊重，不是事实陈述，而是道德承担。它要求个体从个人自利的观点中抽离出来，认识到每个人作为独立的道德存有，都有独一无二且同样宝贵的生命，其价值不应该用一个人的先天能力和后天背景来区分。所以，岛民愿意在平等基础上，商量最合理的合作方式。

不能丧失的追求

首先是权利问题。由于岛民最重视自由人这个身份，同时接受人人平等，因此大家会赞成每个岛民享有一系列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言论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以及免受种族性别宗教年龄的歧视等；政治权利则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集会结社自由，投票权和参选权等。

岛民们重视公民权利并不难理解，因为欠缺这些自由，个人根本难以自主地追求自己的人生计划。但政治权利和自由人的关系却不是如此清楚。例如在一个仁慈君主统治下，虽然人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却仍然可有相当大的空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似乎参与政治是一回事，自由是另一回事。对于这个质疑，我们可以这样回应：一、如果公民没有机会参与政治，一切只是仰赖统治者的仁慈和施舍，个人自由将变得毫无保障；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充分实践政治权利，本身便在实践和体现我们作为平等自由人这个道德身份。基于以上考虑，岛民将这些权利写进宪法，并赋予最高地位。这意味着国家不应动辄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牺牲个人基本权利。

岛民下一个决定，是关于该由谁统治的问题。既然岛民接受人人平等，他们自然接受政治权力理应属于全体人民。他们反对君主制、贵族制及其他形式的精英统治。最理想的或许是像古希腊雅典城邦那样，行直接民主制。毕竟“民主”的原义，是人民自己管治自己之意。但岛民意识到，在现代社会行直接民主，会有相当困难。他们遂接受代议式的民主制度。

最后，岛民必须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基于自由和平等，他们不会接受任由市场竞争去决定个人所得。因为他们预见到，由于每个人的能力和出身不同，加上财富的不断累积，市场必会导致严重的贫富悬殊。许多贫穷家庭的孩子，从一出生开始，便在各方面远远落后，公平的机会平等徒成虚言；贫穷亦令许多穷人难以有效参与公共生活，富人却可透过政治捐款及其他方式，控制政党和传媒，破坏民主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平等精神；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更会导致阶级对立，社会充满妒忌怨恨对立，公民之间难以建立互助互爱的社群关系；最重要的，是由于严重缺乏物质和文化资源，许多活在生存边缘的穷人根本没有机会过上真正自由自主的生活─而这却是岛民当初最希望实现的理想。

但岛民也不见得会接受一种结果平等的分配方式，因为这样也不公平。第一，平均分配忽略了每个人不同的需要。那些身体残障或身患重病的人，其实需要社会更多支持。第二，平均分配忽略了每个人的选择及其所需负的责任。在一个自由社会，每个人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选择往往会导致经济收入的不平等。如果甲因选择天天打高尔夫球而致穷，乙却选择努力工作而致富，那么平均分配便形同要乙用他的劳力补贴甲的生活方式，这样做并不合理。最后，平均分配也会导致一个常见问题，即它难以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及作出技术创新，最后反有可能令整体生产力下降，结果对所有人都没好处。

排除上述两种方案后，岛民的目标开始清晰：社会分配一定要尽量实践“平等的自由人”这个理想，同时给予个人选择和经济诱因一定空间。当然，如何将这个原则应用到制度设计，牵涉许多复杂问题，必须具体讨论。其中一种可能，是在奉行市场经济的同时，政府采取不同措施，避免生产工具过度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上，并确保公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包括医疗、教育、房屋和失业补助等。这是第一步。当经济继续发展，以及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国家仍有必要采取措施，使得弱势群体，能够同步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

不少人认为这是劫富济贫之举，因此不道德。这种说法预设了富人在市场中所获一切都是应得的，这是极大误解。一个人应得多少财富，必然是某个特定制度所决定。如果市场是整个公正制度的一部分，而该制度基于正义理由要求每个赚钱能力高的人必须缴纳一定税项，那么就只有完税后的所得，才属于一个人的正当财产。从公正制度的语境抽离出来谈劫富济贫，是概念混乱。

要在社会实践自由平等，绝不容易。人对权力和名利的过度重视，往往令政治改革寸步难行。但岛民如果对人性失去信心，对公义失去追求，他们及他们的后代，遂不得不活在各种宰制压迫当中。事实上，只要稍稍回顾历史，法国大革命以降，人类不是在努力的为自由、平等、权利、民主这些政治理想而奋斗吗？一如鲁迅所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