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要冲“权力”开刀

改革30多年来，我们对改革的理解还不是那么清晰。所以房宁教授撰文《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牛新春教授又撰文《改革应有理论先行》。房教授的意思是政治学很难，不是一般人所能置喙的，所谓“路线图”、“时间表”、“顶层设计”都是外行的浮议，是倒裳索领，改革问题是绝难一语道破的。但房教授最后还是强行“道破”了，那就是“摸石头”。牛新春教授对此不以为然，说“改革到了深水区，石头摸不着了”，再不想个法子就要溺水了。所以牛教授主张理论先行，但是，在牛教授的文章里除了提到“古典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之外，也没有什么能够“先行”的东西。

形象点说，房教授的改革路线是“淌水过河”，只要努力摸着石头，相信“小心没大错”。如果说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是朴素的、务实的改革哲学，那么，30多年后还没有学着“到中流击水”就有点愚拙了。牛教授是“设计派”，担心石头摸不着会淹在水里，画张“桥”的图纸交给“施工队”，如此很是妥当。不过，牛教授的学问似乎很有“西学”的底子。说“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背景理论是西洋古典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好像与本土的《墨子》、《管子》和《货殖列传》等并不相干。这还只是谈经济改革，如果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相信牛教授会在罗尔斯和边沁之后把洛克、孟德斯鸠搬出来，而不是韩非、柳宗元、贾谊或黄宗羲。牛教授主张“理论先行”，又不明说这套理论的概要。在这一点上，两位教授很是铢两悉称，那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房教授的法子是石头在河里自己摸；牛教授的法子是理论在“超市”里自己挑。

论及政治体制改革，教授们虽不能说议论风发，但也不必择而不精、语而不详。当克里斯托弗·拉希指证着西方民主的不祥之兆的时候，国内理论界有点儿话不投机。有人畏之如虎，有人却暗送它一份政治温情。事实上，中国当前第一要解决的问题是权力的使用问题，而不是权力的分配问题，也就是权力的功效和正负能量问题。历史上，2000多年的封建中国，制度没有变，而一个个新王朝却在一个个旧王朝的废墟上兴起，并常常在王朝的前期“缔造”一个很有气象的盛世局面，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永乐盛世、康雍乾盛世。其相同之处就是政治清明，尤其吏治清明，也就是说权力是高效的、正能量的。

虽然我们毫不怀疑政府的反腐决心，但是腐败却是一个实在的大问题。一个官员落马，总是抄出来一大堆款子、房子和“马子”，而社会心理却是别有意味的眼红和眼馋。有人说，反腐在中国并没有文化基础，中国人愤恨的不是腐败，而是愤恨自己跟这些腐败的官员扯不上关系。所以，“关系资源”俨然成了中国社会的第一位的资源。走仕途的、做生意买卖的都在讲究“朝里有人”，都在供奉膜拜“春秋财神”陶朱公、“红顶商人”胡雪岩。结果消蚀了社会效率，加大了社会运行成本，更重要的是败坏了社会风气。如今权力对货币的兴趣是越来越大了，货币对权力的腐蚀性也越来越强。权力、财富让权贵们渐渐疏离了普通人的生活，而且同样危险的是他们“对弱势人群自满的蔑视”，权力变得粗鲁了，财富变得乖戾了。所谓“富二代”、“官二代”以及他们的纨绔招摇是对“和谐社会”的二次污染。“在最纯粹的源泉中，一滴脏水足矣”，尼采如是说。

所以，整饬权力的滥用，也就是减小权力的负能量比改革体制更紧迫，也更重要。在那些实行西式民主制的国家，印度的“许可证制度”也没有什么好名声，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的“权力寻租”也是一个很大的病灶。况且中国农村的民选试验也不令人鼓舞：一个班子贿选上来，就开始中饱，几年之后，新班子上来，萧规曹随。农民们就这样一拨一茬地养着这些“饿皮虱子”。

改进权力的功效、提高权力的正能量，才是根本。“富贵自不法中来”是无论如何都不可的。假如权力总嗅着款子、房子和“马子”，什么样的体制都是摆设。而至于改革，我们要学会游泳，要有“击水三千里”的勇气和本领，而不是还要摸石头过河，或者去弄个理论“草稿”。（靳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