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展望十八大：没有政改保障 经改寸步难行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国三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多成绩，就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保障着、推动着经济体制改革。他还透露，十八大之后要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结合。

本报记者 孙志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政治体制改革的？有观点认为，改革一直未触及政治体制改革，或政体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您是否赞同这种观点？

政改伴随经改不断推进

李君如：政治体制改革大家很关注，我一直坚持几个观点：首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而不断推进的。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讲的，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没搞政治体制改革。事实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寸步难行。中国三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多成绩，就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保障着、推动着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先有政治上民主的推广，才有经济体制改革。有人说中国是集权专制国家，如果是，农民怎么能搞联产承包，这是一种悖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很有意思的，好多人不理解。经济上每一个推动都是由政治来保障的。如果没有政治保障，经济上寸步难行。

邓小平是个战略家同时也是个策略家。他领导改革、设计改革，知道政治改革的敏感性，所以他很聪明地把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糅在一起。比如，第一场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体制改革，大家都说是经济体制改革，好像没搞政治改革。但仔细想，在推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邓小平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镇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实行了县和县以下人民代表直接选举制度，还把村委会建立起来了。这些做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当然是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把这些做法都归到一个名称下，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战略的实现要策略的配套。如果人民公社制度不变，能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么？不可能的！人民公社制度废除是不得了的事件，中国是结合经济改革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所以三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是经济体制改革结合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

探索中国特色民主政治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这个制度要把握好三个要素：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把这三者结合起来，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改革要破解的难题。经济体制改革要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我们三十多年来，进行了很多探索，包括基层民主的推进，海选农村村委会、城市居委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应该讲，中国的民主政治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比如过去有人讲，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摆设，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花瓶。现在你看一看，每年“两会”你们记者都亲眼看到了，它已经成为中国民主的节日，是货真价实的民主节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再比如，依法治国，宪法和法律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提出民主要制度化、法制化，现代民主应该是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老百姓意志应该通过宪法、法律表现出来。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信奉法律完善是民主的重要的表现。

选举民主结合协商民主

如何推动制度化、法制化呢？近几年我们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一方面，人民代表选举、领导干部的选任，都运用选举这种形式进行，从基层的海选一直到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选举民主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在广泛应用。这种民主是很前卫的，比西方的还前卫。西方竞争选举是老百姓都能参与的，但结果不是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实现，选出来的人物不能保证真正实现他竞选时的承诺。西方批判主义学者提出，选举民主有缺陷，提出要用协商民主弥补选举民主。而我们早就有协商民主这种形式，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一方面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另一方面考虑到有很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选不上人大代表，就把他们保留在人民政治协商会，选不上人民代表也可以参政议政，决策之前可以参与协商。到了江泽民时期，进一步提出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参政党”，人民政协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在胡锦涛总书记的领导下，这十年又明确了党委在重大决策之前要进行协商，并且明确提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要把它们结合起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协商范围比议会的更广泛。至于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怎么结合，十八大之后要继续进行探索。所以，我们是按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原则，探索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很有成效。

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再次，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积极稳妥的推进确实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我前面讲，政治改革在发展，有成效，并不是说我们做得很好。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已经在做的也还没有都做好。尤其是干部队伍中官僚主义、做表面文章，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的不少，这对民主政治的推进是障碍。老百姓不满意，中央也不满，所以要举起改革旗帜进一步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至于如何推进，我的看法是：第一，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里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如果党在民主政治建设上滞后于人民民主，势必要被时代进步潮流所淘汰。党要领导民主政治，自身必须要发展民主。所以党内民主提上议事日程，这才有可能深化民主。

聚焦行政体制改革

第二，要以政府行政体制管理改革为重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凡是经济改革深不下去的，都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够造成的。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政府权力过大。如果政府不让权，国有企业改革就很难，“跑『部』前进”的问题就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也遏制不了。政府自身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无论什么体制改革，都先要聚焦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十七大和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深化行政体制管理改革，要把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提出政府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要分开，相互制约，这是非常重要论述，是政府自己革自己的命。

政改不能违背三原则

因此，执政党、政府、社会三者都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解决矛盾。有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很多问题不能碰，但我看来也仅此而已。最后形成什么样政治体制，大家可以再讨论，总方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需要指出的是，政治体制无论怎么改革，都不能违背三项原则：生产力能够解放和发展，国家能够团结和稳定、国际地位能够提升和得到尊重。我一直讲，讲民主政治的时候一定要有清醒的终极目的：生产力要提高、发展社会要平稳、老百姓要过上富裕幸福生活。中国走到今天，要记住经济不能出问题，民族团结不能出问题，百姓生活不能出问题。这样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

发展和稳定不能偏废

记者：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民间发出改革再出发的呼声，中央高层也不断提及要坚定不移进行改革开放。去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九十周年讲话中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请问您是如何理解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要抓住难得的机遇发展现代化、工业化，这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离开发展是硬道理讲稳定，对我国长期发展是不利的。

改革不能引起社会动荡

发展需要改革，但改革会伤及一些人的利益。改革就是利益调整，伤及人利益之后就会影响发展。改革能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也会带来社会矛盾，影响发展。所以改革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到有利于发展、考虑到老百姓能不能承受，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人民群众可以承受的程度结合起来。认为改革很简单，是不现实的。改革是根本变革或脱胎换骨，最后有的人得到好处，有的人失去利益。特别既得利益者丢掉了利益，这时他有不满；老百姓对改革寄予很大希望，结果伤及到利益，社会矛盾就激化了。

改革就是要保持社会稳定。稳定是发展所必须的。邓小平讲，稳定要压倒一切。改革不能够改到社会动荡，这样不利于发展。所以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指的是要有利于发展，这两句不能分开来讲。分开来讲有些人就知道稳定，不考虑发展。稳定是为了发展，是为了有利于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硬道理和硬任务之间不是并列的两句话，硬任务是实现硬道理的要求。

稳定要有法律保障

稳定是硬任务告诉我们，维护稳定不只要从大局出发，还要有许多配套的法律制度和成熟的维稳的作风。大局是为了发展，维稳就是要建立法律制度。维稳根本上讲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对一部分人的权利怎么样实现，进行研究。现在有些人把维稳和人权隔离起来，维稳本身就是维权，是不能隔离起来的。维稳根本上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但对少数人也不能粗心大意。如果粗心大意，那么少数人可能闹得不可开交，会阻碍社会发展。从事维稳工作的政法干部要防止把小事变成大事。你本来出发点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权利，但如果少数人的权利利益不认真对待，会殃及多数人的利益和权利的。这里要依靠法律、把维稳和维权有机统一起来。另外就是要有娴熟的技艺和成熟的工作方法。有的地方做得不错，有的地方不令人满意。

所以，维稳是硬道理的硬任务，是为了发展的维稳。稳定要有法律制度的保障，不要把维稳和维权隔离开来。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所谓硬任务就是保证、确保发展，二是要有法律制度，不能简单化，生硬粗暴的办法是不行的。有些国家最希望中国乱，我们头脑要清醒，中国乱不得。但中国也不去排外，搞国际斗争，但是要心里有数。

李君如 简介

李君如，被誉为“中共理论权威”，多次参与中共政治报告的起草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其思想理论建树闻名海内外。历任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2009年4月当选中央直属机关侨联主席。

最有影响的著作、论文：《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论文）

最能代表思想和观点的著作、论文：毛泽东研究“三部曲”──《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著作），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1993、1997年。

最倾注心血的著作、论文：毛泽东研究“三部曲”──《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以及具体主持编写《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1995年5月。

获得最高学术荣誉的著作、论文：毛泽东研究“三部曲”──《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获第11届中国图书奖；《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全国“五个一工程”1991年度优秀论文奖；与夏禹龙合著的《邓小平的管理思想和领导艺术》，获全国“五个一工程”1992年度优秀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