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权力交接班的意义（2）

第四，与第三点相关的就是如何造就党内的行动派。政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是行动取向的。但现在中国的执政倾向性是“无为而治”。党内没有坚定的行动派，而有太多的不行动派，反对行动派（否决派）。人们只知道“不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但不知道“应当做什么”和“如何做”。自己不作为，也不让他人作为，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很久了，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执政党的行动，而另一方面执政党越来越表现为“无为派”。邓小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意识到执政党不作为的害处，因此他在“南方讲话”中曾经强调过，“不改革，就下台”。中国具有13亿人口，无论是政治局常委还是政治局，甚至是中央委员会，这些都是极稀缺的战略位置，这些位置的设置既不是用来自己不作为，也不是用来反对他人的作为，而是用来自己的行动和作为的。

第五，如何培养一大批具有道德责任感和历史感的政治精英。现在的政治精英具有过重的物质利益精神而缺失道德责任感和历史感。中国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仍然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需要一大批具有道德责任感和历史感的政治精英。在制度建设方面，中国错失了很多时机。毛泽东一代最有条件进行制度建设。如果毛泽东不搞“继续革命”，不搞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而是从事具体的制度建设，那么中国现在不会面临那么多的制度困局。邓小平做了很多制度建设，但很多基本制度仍然不存在，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发展的需要。

实际上，制度建设是个永恒的事业。西方也面临挑战。有西方政治观察家已经指出，西方民主的困境和今天政治人物的道德衰落有很大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对什么是精英的认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上，民主能够产生一些具有高度道德责任感和历史感的政治家。但在大众民主方面，金钱和选票成为最重要的东西。如何在大众民主的条件下，产生具有高度道德感的政治精英是西方的挑战。

这也是中国的挑战。强人政治的时候，政治强人能够把自己的道德感加于其他政治人物甚至整个政党之上。那么，现在进入党内民主阶段，又如何来产生这样的政治家呢？如果没有这样一大批能够进行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政治家，那么中国的制度发展会永远处于低度的水平。

如果人们能够在三十年之后回头过来看现在，那个时候的大多数人大概谁也不会记得谁当过政治局委员，谁当过常委。但可以确定的是，人们会记得谁在中国的制度建设或者改善上做出过贡献的人。历史是公平的，在历史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今天的政治人物具有足够的历史感，那么他们的道德感的培养也应当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是所有政治人物应该思考的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