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时宰相”姚崇

姚崇（公元650—721年），字元之，唐嶲州都督姚懿之子，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人，唐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姚崇历仕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和玄宗五朝，并任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玄宗时期，姚崇提出“十事要说”，力主实行新政，推行社会改革，为开元盛世的开创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是一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经验丰富、敢于担当的政治家，与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四大贤相，玄宗盛赞其“宏才远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毛泽东在阅读了《新唐书•姚崇传》之后写下批注，称赞姚崇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挽郎入仕 三居相位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姚崇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少年时代生性洒脱，崇尚气节，爱好习武，长大后发奋读书。他的第一份工作比较特殊。在20岁时，恰逢唐高宗李治的嫡长子、太子李弘去世，姚崇被任命为李弘的挽郎，也就是出殡时牵引灵柩唱挽歌的人，以此步入仕途。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他考中“下笔成章”制举，被授为濮州司仓参军，掌租调、公廨、仓库等仓谷事务，后被调至郑州等地任职。姚崇在地方任职13年，体会到吏治制度的利弊得失，为其日后辅政打下良好基础。

他一生三次入相，第一次是在武则天时期。天授年间，武则天登上皇位，启用一批新人，姚崇做了京官，出任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参与审定刑狱。当时，为巩固统治，武则天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大兴告密之风，造成大量冤假错案，许多大臣被诬陷谋反而获罪，朝廷上人人自危。姚崇任司刑丞后，持法公正，反对滥用刑罚，保全了很多人的性命。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挥军南下，连下数州，形势危急，朝廷一时军务繁杂，檄书如雪。武则天让朝臣上书，提出应对之策。时任夏官（兵部）郎中的姚崇对军情“剖析若流，皆有条贯”，受到武则天的赏识，被破格提拔为夏官侍郎，由此跻身朝廷重臣之列。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在狄仁杰的建议下，武则天提拔姚崇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位居宰辅。

担任宰相后，姚崇成为武则天处理军国要务的重要助手。他忠心耿耿，辅佐朝政；整顿国防，抵御外侵；整理盐务，发展生产，推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到了武则天晚年，他因刚直不阿，得罪了宠臣张易之等人，被贬为司仆卿，后改任灵武道安抚大使。在离京时，武则天命他推荐宰相。姚崇从大局出发，举荐秋官（刑部）侍郎张柬之为宰相。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与右羽林将军桓彦范等人拥护唐中宗恢复唐朝。姚崇参与其中，后因功被封为梁县侯，实封二百户。唐中宗即位后，姚崇在朝中再次受到排挤，被外放，改任亳州刺史。

唐睿宗继位后，于景云元年（公元710年）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是姚崇第二次担任宰相一职。他与宋璟齐心协力革除时弊、整肃纲纪，朝政逐渐好转。没想到，后来因得罪太平公主，他又被贬出京城，任同州刺史。

姚崇的才干和忠诚给唐睿宗的儿子李隆基留下很好的印象。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李隆基即皇帝位以后，马上任命姚崇为宰相。这是姚崇第三次任宰相。在此期间，他大力整顿朝政，为稳定国家政局、推动社会进步，开创开元盛世发挥了关键作用。

“十事要说” 奠定盛基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月，刚刚当上皇帝的唐玄宗一心要振兴唐朝大业，决定启用一批治世之能臣，其中就包括姚崇。当时姚崇正在同州（今陕西渭南大荔县）担任刺史。为了能够尽快见到他，唐玄宗趁到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检阅军队的机会，密召姚崇前来。按照唐朝的规定，皇帝到一个地方，方圆三百里的地方长官都要前来见驾。同州距离新丰不到三百里，于是姚崇马不停蹄，赶了过来。

姚崇到新丰时，唐玄宗正在狩猎，便问他会不会狩猎之道。姚崇说，自己从小就会，到20岁时，常以呼鹰逐兽为乐，现在虽然已经60多岁了，但骑马狩猎还是没问题的。随后，君臣二人畅谈了起来。唐玄宗问了他许多关于国家治理的意见和建议，姚崇坦然应答，从稳定政局、整顿官吏和改革财政制度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治国之策，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事要说”。

“十事要说”最初被记录在唐朝史官吴兢所写的《升平源》中，后来又被《新唐书》所引用，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加强中央集权，稳定政局。具体而言，就是不允许皇亲、国戚、幸臣、宦官等非正统的政治势力参与朝政，保证皇帝的权力不受到干扰，同时要精简刑罚，施行仁政，以仁义治理天下。其二，整顿吏治。不允许任何人通过非正常途径担任官职，朝廷要以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皇帝要虚怀纳谏，允许大臣“批逆鳞，犯忌讳”。其三，关注民生，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具体而言，要休养生息，不要因贪图边功而发动战争；之前营造道观、佛寺花费巨大，荼毒生灵，今后不要再增建道观、佛寺；要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避免劳民伤财。

姚崇提出的十条建议都是针对当时的政治弊端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条条切中要害。唐玄宗认为这些建议都是治国良策，欣然接受，遂拜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后迁紫微（中书）令，委以大权。因为这个任命是唐玄宗狩猎期间宣布的，“走马上任”的成语由此而来，而唐玄宗走马任姚崇的故事也一时被传为美谈。

唐玄宗非常信任姚崇，每次殿见，必定起立相迎，告别时又临轩相送，这是其他宰相未曾受到的礼遇。姚崇也兢兢业业地辅佐他。面对唐玄宗即位之初，政治混乱、吏治腐败、局势动荡等问题，姚崇大力推行社会改革，革故鼎新、兴利除弊。他从整饬吏治制度入手，罢免冗职，选贤任能，各当其才，结束了长期以来冗官滥吏充斥官场的局面；建议皇帝让僧尼还俗、下令禁止滥造佛寺，刹住了大肆营建佛寺的弊风，减少了国财民力的无端消耗；主张法者，天下公器，做到执法公正、不避权贵，抑制了宗室和功臣的权势，消除了长期以来影响社会安定的隐患。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正月，姚崇因子丧请假，回来上班后不久就把积压了十几天的案牍处理完毕。开元三年底，他辞去了宰相职务，但仍参与军国大事。虽然担任宰相只有3年多的时间，但姚崇坚持以“十事要说”为施政纲要，以清除天下积弊为己任，推动唐朝实现了“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的良好局面，被时人誉为“救时宰相”。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毛泽东对“十事要说”也给予很高评价，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不贪为宝 廉慎为师

姚崇之所以成为著名政治家、名垂青史的一代贤相，不仅在于他三次为相，刚正不阿，革除时弊，一生报效国家，还在于他不以官高而凌下，不以位尊而专横，一生廉政，具有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的政治品格。

他一生倡导廉政，认为政府官员只有廉政爱民，才能做到“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反对“当官以割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腐败官场作风。在做地方官时，他深受百姓拥戴，离任之时，百姓簇拥他的马头，依依不舍。姚崇只得留下马鞭、马镫以为纪念。后来，“截镫留鞭”广为流传，表达百姓对离任官员的不舍之情。开元年间，姚崇第三次担任宰相时，在京城长安竟然没有府邸，只能寓居在罔极寺中，其清廉可见一斑。

姚崇不仅自身为官清廉，还著有《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五篇文章，合称《五诫》，劝诫官员要做到清正廉洁。《五诫》从5个方面阐述了为官执政的道德规范和从政准则。《持秤诫》主要倡导为官者要像持秤者一般，坚守公平公正、不差毫厘。《弹琴诫》主要以弹琴喻治国，倡导“治国之道，大急小缓”，重视移风易俗，坚持以理服人，以德教化。《执镜诫》主要告诫为官者当有镜鉴思想，坚持以铜为镜正衣冠，以人为镜正己身，同时要做到执法公开、执法公正。《辞金诫》主要强调官员要廉洁奉公，通过子罕辞玉、杨震辞金的故事告诫官吏“欲人不知，莫若勿为”，贪赃受贿必将暴露，后悔终生。《冰壶诫》主要强调为官当如冰之洁、如壶之守，培养冰清玉润的君子之德，抨击官场贪污受贿的卑劣行径，提出“与其浊富，宁比清贫”的价值观，倡导“以此清白，遗其子孙”的治家之风。

除《五诫》外，姚崇还留有《扑满赋》《口箴》《遗令诫子孙文》等家训。这些文章充满了人生哲理和智慧，告诫子孙满招损、谦受益，勿图富贵，知足知止，厚德修身，方可长久。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十月，65岁的姚崇回到陕州故里，挥笔写就“藩篱”二字，视为家规，刻于石匾。他以“藩篱”隐喻规矩和准绳，要求后人做人做事时刻谨记，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要谨言慎行、崇尚气节、忠君爱国。这些家规家训被作为家族的“藩篱”、处世的“标准”为世代子孙所遵守。姚崇的儿子姚弈，谨遵父训，官至礼部侍郎。玄孙姚勖，官至常州刺史，不畏权贵，忠直任事。后世子孙如清代福建总督姚启圣，低调做人，一生清白，以至于在他去世时，家里人竟然需要借钱安葬他。可见，良好的家规家训可以代代相传、泽被后世。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病逝，被追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贞（又作文献）。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条件好了，厚葬成风。姚崇认为这是陋俗，于是留下遗嘱，要求自己死后只穿平常衣服入殓，不写经，不画像，一切从简。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唐玄宗追赠姚崇为太子太保。

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姚崇历任三朝宰相，一生清廉勤政。他身体力行地践行了自己的为官之道——“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诫往修来，慎终如始”。

（作者简介：冯新红，北京警察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