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在国际比较中解读中国道路（2）

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战略

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现在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大格局。这种“全方位”的开放，意味着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这种“多层次”的开放，意味着中国各地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等不同程度的开放形式，形成整个国家的对外开放。这种“宽领域”的开放，意味着中国不仅在经济领域开放，也在社会、科技、卫生、体育、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推行对外开放。

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如果闭关自守，就会走向封闭落后；如果对外开放，就可以焕发活力。中国近300年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了开放政策。从历史传统看，中国自秦汉一直到明代郑和下西洋都是相当开放的。开放、互动、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也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明。另外，与其他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具有一种超强的学习传统。中国人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相信“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全面的对外开放已经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各种要素，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进步最快、活力最大的国家。

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是走了一步险棋，毕竟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开放的过程中完全失去了自我，结果政治和经济命脉都被西方掌控，甚至成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势力的附庸，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同时也积极推动国际秩序的渐进改革。中国既学习别人之长，也汲取别人的教训，从而迅速壮大了自己，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步。在虚心学习别人长处的同时，对外开放也使我们更准确地了解了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制度本身存在的大量问题，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更为清醒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觉，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可以为人类发展和全球治理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善于用自己的眼光来进行判断和取舍。比方说，在金融改革方面，中国学习了很多西方的经验，但继续保持了国家对主要银行的控股，中国在开放资本市场问题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结果是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国有银行体制的改革，同时避免了金融海啸的浩劫。中国把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学习、适应和创新的过程，使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规模很快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相比之下，西方固步自封，以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历史的终点，结果骄傲使人落后，特别是美国，连续8年国运直线下降，并陷入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欧洲多数国家也面临体制僵化、严重缺乏活力等难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具备学习和创新能力，只知道跟着西方话语走，结果导致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不断。

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中流砥柱。过去30多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基本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对立与动荡，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历史上，西方主要大国崛起的历程几乎就是一部社会剧烈动荡乃至战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为己任，制定并执行了到本世纪中期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的宏伟战略。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最大差别在于西方政党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进行相互竞争的政党，而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追求民族复兴的政党。如果中国共产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不是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而是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话，它将会被人民所抛弃。

中国具有“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的理念和传统。中国执政党的历史传承从来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竞选政治，而更多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这种传承源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国家统一的特点，源于中国长期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的理念和传统。这种历史传承体现了中华民族治理一个超大型国家的政治智慧，这种理念和传统使得中国可以在自己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明显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并构成了中国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政治资源。

法国汉学家西里尔•加瓦里曾这样说过：“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层是通过选拔产生的“文人儒臣”，现在是通过选拔产生中共领导层。中国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经把“选拔”和某种形式的“选举”结合起来。这个模式还在完善之中，但已可以和仅依赖选举的西方政治模式竞争。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在整个体制内推行了以政绩合法性为基础的“选贤任能”制度，大致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利益并领导民族复兴的政治精英团队。从总体上看，中国把扶贫、发展、环保等指标列为官员晋升的关键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复兴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基于“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传统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展现了西方政治体制难以企及的政策长期稳定性。中国一个接一个五年发展规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体现了西方模式难以比拟的民主决策质量。中国历史中形成的中央威望和政府权威被用来推动现代化事业，用来组织落实各种改革措施，用来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协调，这使中国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使国家在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和发展，迅速提高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相比之下，采用西方模式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所说的“软政府”问题。“软政府”的特点是政府被各种既得利益绑架，政客们没完没了扯皮，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都非常弱，最终导致国家现代化事业举步维艰，人民生活水平鲜有改善，赶超发达国家更成了难以想象的事情。

西方许多有识之士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政治制度的相对优势。美国政治学者加德尔斯比较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财政破产与中国模式成功后这样写道：“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直接民主的极端例子——公众的支配力量，已经证明是毁灭性的”。“加州的管治失灵，只不过是美国整体政治问题暴露出的一角。在中国，当企业家的能量被自由市场解放出来时，统治者保持着极大的政治治理能力。他们借助新儒家政府强有力的手，以社会和谐和长远发展的名义，调节着发展所释出的利益。”美国学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体制“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迅速作出众多复杂的决定，并有效加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