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处于社会改革的机遇期（2）

可把医疗作为社会改革突破口

Q：那过去十年，你如何看待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

A：过去十年，从政策转型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十六大以前，就是一个经济工作，十六大以后的最大功劳就是开始提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慢慢把工作重心转移，慢慢把社会政策包括在议程中。

公平地说，过去十年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社会保障，如低保等，教育改革也做了一点，公共住房这几年也在做，医疗改革也在做。但是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供借鉴，需要自己摸索。

公共住房、医疗和低保这几个方面，要想都齐头并进也确实不大可能，确实需要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这几年的外部环境也确实不太好，2008年以后很多措施都是在应付这个危机。这方面也不要低估，很多人说中国没有危机啊。最近几年欧美那么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仍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只是说，当政府大部分精力用来对付危机的时候，社会改革就有点停滞不前了。

Q：您觉得未来三五年有可能的突破口会是在什么地方?

A：我觉得医疗是非常大的一块。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没有几块钱就不给你看病。

Q：为什么医生应该获得高收入，但至少账面上是低收入，产生扭曲?

A：这些也是理念上的问题。比如说没有给医生和教授合理的收入，比如大学教师和教授，他们拿的工资很低。没有从正当的途径给他们足够的回报，他们就从其他地方去找。当然，如果要想让医生和教师回到原来拿钱比较少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人们的观念变了，他们应该获得高报酬，但是制度没跟上。观念变了，制度必须跟上去。

我为什么说社会改革有条件?比如说在新加坡，年轻的教授收入基本上100%或者至少百分之八九十来自基本工资，这样你有这个钱足够过体面的生活，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踏踏实实做学问了。中国的情况不同，大概三四成是基本工资，但是其余的六七成你要到外面去寻找，实际上钱是有的，有很多基金。这就使得你没有时间做学问。你必须为了比较体面的生活去外面找钱。但实际上这笔钱现在是有的，只需要把结构调一下，比如八九成变成工资，你只需要好好做学问。有了这个基本工资，改革就行了，这个钱是有的。

向社会分权是社会改革的动力

Q：你觉得未来几年会有进展吗?希望大吗?

A：我想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任何一个体制都是危机驱动的，西方也一样。小危机小改革，大危机大改革。反正要改。欧洲也是危机驱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先发制人的社会改革，社会相对比较平稳。如果是倒逼改革，这样的机制就有点像以前的欧洲或者前苏联和东欧，会激进化，产生暴力。中国的选择要不就是主动改革，要不就是被倒逼着改革。再回到以前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了，只能是符合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改革。

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社会改革的探索已经进行了十年，也应该知道下面怎么走了。

Q：改革可能需要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A：政府大多是自上而下的。现在整个世界的趋势都是地方政府的崛起和中央政府的衰落。日本也是这样。中国也一样，地方改革动力还是十足。只是有些模式成功了，有些模式不成功。

如果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政府向企业分权，那么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就是政府向社会分权。不向社会分权哪能改革得动?Q：这也是社会改革没有突破的原因吗?A：对啊。现在也需要分权，不分权社会改革哪能推动。现在一些权力在部门之前流来流去，有从左手倒右手的感觉。过去的分权对企业有好处，现在的分权要对社会有好处。

壮大中产阶级，培育消费社会

Q：过去大概十年的时间，经济危机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你觉得经济发展需要转型吗?

A：中国经济发展当然是另外一个转型，出口转型要转向内需社会，这就需要建立消费社会。但是消费社会怎样建立呢?这就又回到刚才说的社会改革上去了。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存款，因为房奴，孩奴，需要解决住房和教育、医疗等保障。中国经济能不能取得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消费驱动型社会，这一点非常重要。依赖欧美肯定是错误的方向。世界经济结构不平衡是由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衡造成的。中国的调整就需要建立消费型社会。如果接下来几年能够把中产阶级做大，那么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Q：现在要壮大中产阶级，瓶颈在哪里?

A：从历史上来看，中产的壮大不外乎通过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教育、医疗这些保障要做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确成长很快，但中国的中产阶级缺乏制度保障，今天的中产说不定明天就可能变成贫穷阶层。为什么呢?这个所谓的中产就是靠自己的存款，小孩上学了马上就变成孩奴了，买了房子就变成房奴了，一家人中有人得个重病，可以倾家荡产，因为没有保障。所以要把社会建设做起来，把社会保障做起来。另一个就是企业的责任，让人们的收入慢慢增加。在有保障的情况下，使人们的收入增加。

此外中国的特殊情况是二元社会，要做到城乡统筹发展，慢慢城市化。实际上现在中国是三元社会，除了农村和城市，还有农民工，包括他们的家庭成员，好几亿。他们已经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但是却还游离在城乡之间。第一代还好说，第二代都生在城市，第三代都开始了，怎么把他们容纳进城市，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中产阶层不大的社会是一个蛮可怕的社会。未来三五年、十来年很关键。一旦经济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可能做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