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契合中国文化的制度安排

近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产物。近现代以来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既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社会阶层分化，而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又增强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这些都为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对于选择什么样的民主模式，不同的文明发展出不同的制度安排。西方发展出了外部多元主义，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出内部多元主义，两者都具有开放性特征，但具体内涵差异很大。

外部多元主义遇到现实困境

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外部多元主义的制度特征主要是多党制及其相关选举制度。在多党制体系下，政党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其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政党的外部开放性。如果政党的目标是掌握政权，那么，它就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而同一政党之内的政治力量意见不合，往往导致政党分裂，出现新的政党。在选举时，人们可以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这个过程给政党带来动力和压力，迫使其开放，以最大限度地包容不同利益。

在外部多元主义中，政治认同极为重要，它是不同政党获得政治支持的重要工具。不难发现，西方社会的政党往往建立在阶层、阶级、区域、民族、宗教和种族之上，各政党都声称能够代表这些社会群体的利益。但事实上，民众的政治参与仅限于选举，即投票这一时刻；投票之后，政治便是“专业政治家”的事了，和老百姓没什么关联。这也是西方代议制的本意。

今天，外部多元主义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首先，民主已经演变成互相否决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发展迅速，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为西方民主提供了达成政治共识的重要基础，无论哪一个政党都要顾及中产阶级的利益。一旦中产阶级因受挤压而变小，政治僵局就不可避免，政党之间互相否决，出现谁也干不了事的局面。其次，外部多元主义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建立在民族、宗教、种族、阶级等基础之上的多党政治，不仅没有促进这些群体之间的整合，反而造成它们之间的巨大冲突。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再者，外部多元主义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种力量之间失衡。一个社会的良好运作要求这三种力量处于均衡状态。西方民主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这三者之间的结构性失衡。经济全球化使得政府丧失部分经济主权，资本处于高度流动状态，无论政府还是社会，都无法对资本构成有效制约。

内部多元主义具有独特文化基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同时，在政治体制变革上，中国逐渐发展出内部多元主义的制度安排。内部多元主义主要表现为三个相关的政治过程，即开放、竞争和参与。开放是竞争和参与的前提。在政治领域，开放指的是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开放，向不同社会经济利益开放。在这个前提下，开放引发出另外两个过程，竞争和参与。竞争主要是人才竞争，是管理国家经济社会事务等方面人才之间的竞争。这里的竞争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纯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参与是社会不同群体参与政治的过程，既可以是对人才选拔或选举的参与，也可以是对政策制定与落实的参与。

内部多元主义的政治安排既反映出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也呈现出这一体制的文化特征。“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西方，帝国解体之后便是一个个独立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分分合合，但“分”不是终极目标，“分”的目标仍然是“合”。“大一统”并不是说利益的一元化，相反，“大一统”通过内部多元而得以持续发展。如果实行外部多元主义，这个“大一统”就难以为继。从这个视角看，需要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作出一种文化解释，而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的政党理解为西方专注于选举的政党。中国的政党和西方政党所包含和传达的文化含义有很大不同。

中国近代政党概念来自西方。但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20世纪初期，中国尝试过西方的多党制，但很快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军阀或党派之争，但实际上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当社会文化不能接受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必然失败。历史证明，中国的政党很难变成西方式政党。中国政治历来有统一的权威，现在这种统一的权威就是政党。现代政党这种组织形式带来开放的政治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