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三大症结待破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和覆盖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财政部10月公布的数据，2003年至2012年农业保险累计实现保费约600亿元，为5.8亿户次投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78万亿元。

不过，《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湖南、陕西等地调研时了解到，农业保险面临着保费定价失灵、巨灾风险大、保险公司“下乡难”等问题。更有行业人士指出，农业保险补贴遭到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联手瓜分，骗取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频繁出现。

以往在没有相关政策支撑下，商业性保险公司办农业保险，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然而，在有了国家财政补贴以后，那些曾经制约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的因素也仍然存在。如果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没有彻底解决的话，势必将影响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后劲和前景。

农业保险补贴成为“肥肉”？

上月，中央财政提前下达2013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指标56.6亿元，同比增加16.7亿元，增长41.9%。截至9月底，中央财政已安排拨付2012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95.5亿元，比2011年全年增长43.2%，带动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逾5000亿元。

“商业保险公司过去退出农业保险，现在抢着做农业保险，就是为了补贴。”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农林部首席专家郭永利说，补贴资金并没有实实在在保障到农民头上，反而成了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官员联手瓜分的“唐僧肉”。

某商业保险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也直言，确实有的保险公司将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看作是一块肥肉。广东肇庆市一位曾经在商业保险公司工作过的人士说，保险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要有财政补贴才开办农业保险，而且风险大的险种不做。

数据显示，自2007年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360亿元。全国农险保费收入从2007年的51.84亿元增至2011年8月的142亿元，年均增长37.8%。

除了中央财政的补贴之外，各级财政还要安排相应的配套补贴资金。以湖南省为例，种植业保险保费中央财政补贴40%，省财政补贴25%，市县两级财政补贴10%，其余保费由农户、龙头企业或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承担。

近几年，农业保险被曝出的问题大多与保险补贴这块“肥肉”有关。农业保险专家、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庹国柱表示，过去讲农业保险存在道德风险，主要指的是农民骗保，事实上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也很严重，农业保险成为一些保险公司和地方政府的“盛宴”，涉及地方和保险公司投机取巧、套取资金的案例很多。

2010年以来，阳光农险公司、人保财险、中华联合财险公司在多地分支机构的案件多次被披露，涉及骗取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资金、套取粮食保险保费资金、编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等问题。

庹国柱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讲述了一个他遇到过的案例：某地保险公司与一家养猪场谈农业保险业务，一头猪100元的保费中政府补贴80元，保险公司告诉猪场负责人说只要交20元保费，保险公司再返还40元，不过一旦发生灾害，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这样，保险公司等于将60元的补贴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庹国柱认为，农业保险成为“盛宴”，还表现为“封顶赔付”和“协议赔付”。封顶赔付是指有的地方以保费总收入的一定倍数作为赔付的上限，比如河南省是3倍封顶，浙江省是5倍封顶，这样农民的保障水平很低，实际上是保障了保险公司利益。协议赔付是指地方政府拿财政补贴和保险公司讨价还价，从中获取一定的利益。对于这些违规行为，法律法规中应该制定限制性条款，对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在罚则里也要作出明确规定。

人保财险湖南分公司农险部总经理宁松认为，承办农业保险是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承担的政治和社会责任，不能靠农业保险来撑规模、撑利润。如果将农业保险作为主要的利润来源，这是对政府、公众和公司的“不负责”。

庹国柱说，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不仅是企业骗取补贴，也包括农民骗保和有的地方政府套取资金等，关键是要制定更严格的制度进行防范和监督。

大公司能否对接小农户？

“2007年、2008年刚开始做农业保险的时候，感觉到没办法完全深入到农户中去。”宁松说，即使保险公司在县一级设有机构，也就20个人左右，而湖南省每个县一般都有20至30个乡镇，两三百个行政村，仅靠保险公司自身力量很难实现承保和理赔到户。

“体量巨大”的保险公司下乡从事农业保险，如何与小农户对接，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在从事互助保险的郭永利看来，在市场经济中，农民本身就分散、弱小、高风险，让他们和大保险公司来对接，两者不对等。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他们要服务这么多的农民，存在风险高、成本高、亏损高的问题。

宁松认为，保险公司和农户对接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难点。一是地域的分散性，像湖南户均农田3.6亩左右，有的地方户均才几分田，靠保险公司收取保费，付出的成本大于收到的钱；二是农民认识的差异性，很多农民只有遇到灾害才愿意投保，这是明显的逆选择，而保险的原则是大数法则。三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比如湖南早稻有3000万亩左右投保，涉及1000万户，而政府的贴补方案又下达得迟，保险公司必须在相应的作物生产期内完成承保服务，任务很重。四是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广大农民更多的信任和依赖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灾后救济，对保险公司或多或少存在不信任感，尤其在农业保险开展初期，这种不信任和不认同感十分明显。

人保财险长沙支公司经理助理李军今年上半年进行水稻承保工作时，天天要下乡宣传介绍农业保险，嗓子都嘶哑了。他说，工作中最困惑的就是收费难，长沙县参加水稻保险的有10万多户，一个家庭平均只有2.4亩农田，涉及面太广。

理赔的问题同样复杂，保险公司因此和农户发生纠纷是常有的事。宁松说，农业保险的赔款，是以农作物损失的30%为起赔点，但多少是31%，多少是29%；每个作物的生长期限的赔偿标准不一样，但很多时候是在临界点上；特别是损失特征大致相近的情况下，赔款如何平衡，公正性受到关注。由此可能出现是非，如果没有政府行政力量和专业部门技术的参与，单独由保险公司很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