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平：转变 现代化历程的关键性突破

任仲平：转变 现代化历程的关键性突破

——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下）

（一）2012年就要过去了。

当玛雅人的世界末日预言即将落空，西方在“震荡的十年”为自己合上21世纪前十年书页，中国用一个“不平凡”的十年，增强了一种新型发展道路的信心。

一家外国媒体这样评述：“置身中国，我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确信，当历史学家回顾21世纪头十年的时候，他们会认为最重要的事件不是经济大衰退，而是中国的绿色大跃进”。

毫无疑问，中国发展的历史性转型让世界印象深刻。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加起来还要多的国家，面对世所罕见的艰巨繁重任务，面对世所罕见的复杂矛盾问题，面对世所罕见的困难和风险，进行一场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导引一场持久深刻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发展方式转变，国家始终保持稳定，大部分人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各种风险考验从容应对——纵观世界现代化历史，可谓前所未有。

“中国果断迈向小康社会主义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中国的转型之路，标志着中国引领世界时代的真正开始。”

英国学者克里斯·布拉莫尔的这个评语，或许有些夸大，但对一个奋力追赶现代化浪潮的民族而言，这样的转变，的确是一段意义非凡的“开始”。这个“开始”，超越了对发展速度的孜孜以求，意味着对发展伦理的新的诠释。

“人”是现代化最为核心的部分。如果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拓展出一条全然不同的“中国道路”，那么，近十年发展伦理的进一步完善、发展目的的进一步明确，则向世界展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中国价值”。回首十年，正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让那些预言“历史终结”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适应变化和自我修正能力”，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二）许多西方史学家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普遍有中国善于从困境中崛起的感悟。

从某种意义看，2003年的非典疫情是一次现代化问题集中爆发的“炎症”。突如其来的疫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暴露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深层症结，倒逼出一个国家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格局的历史性转型。回头再看，这种转型与其说是对发展方式的调整完善，不如说是对发展主体的重新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赶上世界”的强国梦想，让亿万中国人总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一度盛行于神州大地的响亮口号，生动地诠释了一个民族奋起直追的焦灼。正是在这种加速度的赶超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催生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也伴随着日益突出的各种问题。“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样的判断，包含着对更高水平发展的理解，也凝聚着对更高层次问题的思考。

人没了，发展还有什么用？一场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让我们深刻审视发展的本质。2003年夏，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提出，“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这一年金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确立为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原则。

20多年来奔驰在快速道上的中国列车，开始了新的出发。在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其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洞察、对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回应了这样的时代课题——

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现代化历程中深刻彰显“人”的基本价值，切实增进亿万人民的福祉？

一个处于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在国家的发展中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践行“人民利益至上”的宗旨信念？

一种与西方社会制度不同的发展模式，如何在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上，维护经济增长的道德性，保障社会发展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