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助：对第三世界兄弟有求必应（2）

对“第三世界兄弟”有求必应

“国际主义”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面旗帜。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中国对“第三世界兄弟”的援助几乎有求必应。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也有增无减，大批中国粮食源源不断地援助友好国家。

据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1960 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 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从1950 年～1964 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 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 年～1964年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在“文革”期间，国际主义更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我国的对外援助也达到新高，坦赞铁路便是这一原则指导下的产物。

这条全长约1800公里的铁路，从勘探到竣工整整花了十年，坦赞政府曾向西方和苏联提出过援建要求，遭到拒绝后转而向中国求助。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尽管当时有官员认为近20亿元的投资远超中国国力，但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中国毫不犹豫地同意援建这一铁路。

在卡翁达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毛泽东现场拍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1970年，坦赞铁路开始动工，在坦赞铁路修建的近6年中，中国先后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5万多名。因为设备落后，大部分时候必须以“人海战术”取胜，施工高峰时，工人达两三万。在修建过程中，有65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 年，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把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同年6月，外交部就红十字会向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捐款15万元人民币一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似太少，可赠50万元”。

到1973 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中国的无私援助的确带来了一定的政治效应，1971年，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将台湾当局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对此提案投赞成票的76个国家中，有51个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中国的受援国，也难怪毛泽东这样评价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历程：“我们是被黑人朋友抬进去的。”

“躺在中国身上过日子”

然而，远超中国实力的援助渐渐难以为继。

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每次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

时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写道，从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在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00元。

与此同时，受援国对中国援助的物资却肆意挥霍。耿飚发现，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用来修建烈士纪念碑，阿尔巴尼亚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修建了1万多个，平均每两公里就有一个。

但阿方领导人认为，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阿总理谢胡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谢胡陪同李先念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在长达6个小时的往返途中，谢胡所谈的内容全是要东西。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中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要说农村了。

这种对受援国有求必应的做法遭到了一些干部的质疑。1962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联合一些部领导联名给中央写信，提议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应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在建议中指出：“在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

面对更多地区和组织随意的张口伸手，周恩来也曾发话：“经过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对外援助，尤其是一些完全不了解对方情况的人员提出的援助要求，我们基本婉拒。”

但在“文革”中，王稼祥因此被加上“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的“三和一少”的罪名，受到严厉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