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 如何成为施政关键词（3）

建设幸福中国之魂

观察近些年的舆论调查可以发现，民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中，排在前列的总有贫富差距。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提供了大量让人们比较的情境，让一些人体会到不公平的焦虑。

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可以触摸到的幸福，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就是生活有奔头，梦想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幸福已不再只是个人感受，而是正在变成社会的行动、国家的行动以及政策的导向，政策的制定正在谋求更多使人幸福的制度环境，包括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社会安全感和制度预期。

收入分配公平、发展机会公平、司法公平……公平是一种社会氛围。不少人即便没有直接遭遇不公平事件，但也会受到不公平事件引发的社会舆论氛围的感染。

有了基本的社会公平，才能谈到幸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年轻群体比如“蚁族”、“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幸福不幸福的感受更加敏锐。如果理想与现实长时间冲突，如果社会结构板结化阻塞了上升通道，可能使他们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酝酿群体。对一些人群的调查中可以感到，他们会把自己的处境与社会不公联系起来，而这些人群在网络上相当活跃，他们在是否有好的幸福感的发散上，影响力更强大。

关乎幸福感、尊严感等精神层面的东西，需要在一定的价值观体系中自下而上地自发体会。执政者所能做的，是营造一个宽松、积极、健康、向上的氛围和空间，同时从自身做起，在政府工作中首先倡导和践行诚信与公平。

幸福，或许每个人的期待、感受、理解会有所不同，但是，人们会赞同这样的观点：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感到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如今，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已然成为党和政府最为关注的主题。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为了保障人民的幸福指数水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们的收入，中央政府连续出台了包括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在内的与人民幸福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政策与措施折射出的正是极富凝聚力、感召力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使十几亿人能够共同拥有发展的机会，共同提高发展的能力，共同提高发展的水平，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

也有观点提出，造成一些人幸福感缺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仰缺失，传统的伦理道德被撕裂，新的金钱崇拜又让人疲惫空虚。因此，要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推动文化和价值体系建设，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

2011年的四五月间，《人民日报》曾连续刊发五篇“关注社会心态”的系列文章，就非理性心态、弱势心态、异质思维等做了一些探讨，颇令人瞩目。社会心态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水”，微妙而又多变，无形而又强悍。治水则宜疏不宜堵，“幸福感”建设如同一条导流渠，能起到降压泄洪之功效。

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稳定发展需要有核心价值体系来支撑。在社会思想更加多样、社会价值更加多元、社会思潮更加多变的当下，坚持主流价值观引领社会前进方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

从“两手抓”的精神文明建设，到先进文化教育，再到核心价值体系，相对物质文明建设而言，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加强。原因在于，从广义角度而言，价值观是人们关于好坏、得失、善恶、美丑等具体价值的立场、看法、态度和选择。

实际上，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精神领域的满足，是价值观的认同。和谐的人际关系、真实的情感交流、良好的社会风尚、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人们获得幸福感的保证。如果把财富追求放在第一位，把物质满足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相信绝大多数人最终都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财富追求受种种外部条件的限制，物质满足永无止境，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个资源短缺的世界。

党中央已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到“兴国之魂”的高度，这应当是“建设幸福中国之魂”。

民众是建设幸福社会的主体

幸福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是否感到幸福，既取决于一些基本物质条件是否得到了满足，也取决于其内心是否愉悦，精神追求是否得到了满足。而影响“幸福施政”的主观指标，如人际关系、家庭氛围、社会信心等，也令一些人担心“被幸福”。在幸福社会建设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主导”与“民众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让政策措施与群众的真实感受不发生脱节，是对执政者的新考验。

幸福不幸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子。如果一个地方政府的执政者，满足于在幸福感、幸福指数上自说自话，甚至造假，它的后果可能比GDP造假的后果更恶劣。

民众永远是幸福社会建设的主体，幸福不幸福，关键看老百姓怎么评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每年搞的调查，问卷上的每一个问题，都是让群众就城市的某一方面打分，是满意、基本满意还是不满意；给幸福城市的市长颁奖的，也是普通市民代表。

可以说，民意是幸福感的决定因素。建设幸福中国，永远离不开民众的参与。幸福感，是民意的晴雨表。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把人民的幸福感作为工作重心，会对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的转变，提出很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幸福取决于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个体不仅是幸福的分享者，更应成为共同幸福的缔造人、建设者。就像十八大报告中所讲的“全党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这样的缔造与建设，一个相当重要的基础是对未来的期待和信心。在我们的调查中，“发展预期”是提升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2009年，在将县级市也列入幸福感调查序列之后，就有一个意外发现：离开“北上广”的年轻人，在发达地区的小城市里，也会找到更实在的发展期待，而这些小城市的幸福感和活力也因此增强。

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因为大家对中国的发展有共识，对中国的前景有认同。今天的中国社会，虽然有种种不同的利益诉求，有不同的期望和想法，但聚合人们认同的东西客观存在，那就是中国在向前、在发展，任何个人都应当会在中国发展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机会。

有学者称之为“中国梦”。没有这个梦想，我们对于幸福感提升的努力就不可能获得切实可行的路径。如果对社会发展方向缺少共识，难免就会出现幸福感的低迷和消极“抱怨文化”的盛行。

十八大报告为八年后，也就是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五类目标，就是距今很近的“中国梦”。

对于政府和社会而言，要找到不同诉求和期望的“最大公约数”，要告诉每一个成员：社会正在向什么方向走，有可能给你提供怎样的空间，让你自己去追求个人的发展；你的付出、你的贡献，将会获得怎样的回报。要给个人明确的信息：幸福并不意味着任何期望都可能得到满足，但它意味着你的期望有实现的可能和路径，未来正在召唤和期待你的努力。

执政者有责任激励并呵护人民的愿景。保持明确的发展方向、稳定持续的政策、公开的信息披露，公众就能回报以信心和良好预期。而信心，比黄金还珍贵。

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这是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转折点，实现中国社会结构的大变迁。城镇化提速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主要原因之一，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停车困难、收入差距扩大、劳资关系紧张等城市病，也对社会管理、创造幸福提出新的难题，哪一条搞不好都会影响幸福的感受。

所有这一切，都对执政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中国社会正处在内部结构大变动、利益格局大调整的过程中，如何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和谐稳定，如何让生活更美好，让民众的生活更幸福，是一道永恒的考题。

应当说，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下，面对两个“百年目标”，幸福建设的探索还要付出更多的心血。从执政者到公众，需要达成共识，理性冷静面对，不执著于统计数据，不止步于民生工程，也不简单地苛求“幸福指数”直线飙升。

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没有终点、没有上限，只有持之以恒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