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社会不公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不公（4）

7、政治发展要突破而不是突变

我们要的是一种对于社会进步和公共利益而言具有正当性、并为绝大多数公民自觉认同的新的“增量”。

东方早报：若是“以最小的政治成本取得最大的政治效益”为标准，当前我国政改的突破口可以是什么？

俞可平：有一点要明确的，中国的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现高度的人民民主。政治发展要突破而不是突变。我们要的是一种对于社会进步和公共利益而言具有正当性并为绝大多数公民自觉认同的新的“增量”。就目前而言，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该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突破口。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能割裂开来。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用依法治党带动依法治国，是代价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政治发展路径。

东方早报：您一直很强调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是为什么？

俞可平：是。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过程，是民主从权力核心向外围扩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掌握着国家的核心权力，不仅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力量，也是推进中国民主化的核心力量。按照增量民主的逻辑，中国的民主政治不仅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民主化，特别是中共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的进程。

作为一个8000多万人的大党，中国共产党聚集了中国社会广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没有党内的民主，就意味着没有核心权力层的民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市场经济是党组织和政府引入的，公民社会是党组织和政府引导的，基层民主是党组织和政府倡导的，法治进程是党组织和政府推动的。同样，中国共产党也应是中国的民主进程的主要推动者，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治理的现实途径。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新历史条件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实际进程。但是，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一命题本身就意味着，党内民主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人民民主才是最终目标。

东方早报：为什么说“基层民主”也是现阶段民主政治的一个重点和突破口？

俞可平：中国现阶段一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将通过基层的试验逐步向上推进。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民主一直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几乎每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没有例外地强调基层民主的重要性。基层民主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政治权利，是全部民主政治的基础，意义尤其重大。此外，优先发展基层民主，从基层民主逐渐向上推进，也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积累民主政治的经验。中国的基层政权包括县市、乡镇和村落社区三个层面。中国基层民主的突破始于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经过近30年的发展，基层民主的重心应当逐渐从村落社区转向乡镇和县市。扩大县乡领导人公推直选的范围、增加公民直接参与的渠道、推进基层社会自治、转变城乡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都应当是基层民主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

8、通过系列制度创新最终实现善治理想

增量改革必须要有突破，突破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进行存量改革，是对既得利益格局的突破。

东方早报：您曾说过，“稳定压倒一切”有其合理基础。如今很多人囿于“稳定”之难把握，而惧怕改革，您如何看？

俞可平：民主化过程最大的威胁是社会的稳定，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中国的所有改革必须维持社会安定，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稳定压倒一切’有其合理基础”。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我们所要达到的不再是一种“传统的稳定”，而是“现代的稳定”。传统的稳定是“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现状的静止不动，并通过压制的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与此不同，现代的政治稳定则是“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

以公民对某些官员或某个政府行为的不满为例，我们可以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通过各种手段禁止公民表达其对某些官员或某个政府机关的不满，用强制的方式来维持现存的政治平衡。另一种是让公民通过合适的渠道表达其不满，然后根据公民的不满和政治生活中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官民关系，用新的政治平衡去替代旧的平衡。前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的静态稳定，后一种方式便是现代的动态稳定。动态稳定的实质，是用新的平衡代替旧的平衡，它绝不是像“文革”时期那样的无序状态，而是使秩序由静止的状态变为一种过程的状态，真正达到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增量民主就是在中国目前特定的条件下，以现实的政治手段达到理想之政治目标的一种政治选择，其重点在于确保民主进程中的“帕累托最优”，其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来持续地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最终实现善治的政治理想。

东方早报：有观点认为，现在一些改革久推不动，一个重要原因是只针对“增量改革”对象，而无法触动既得利益群体，如果回避“存量改革”，不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就难以取得重大突破，您怎么看？直白些说，您说增量民主的前提是不是意味着不能影响一些人的“存量利益”？

俞可平：我的意思并不是不要进行“存量改革”。其一，就整个社会整体的改革战略而言，我们还应当将增量改革作为重点。毕竟我们还是发展中的国家，从整个国家来说，压倒一切的还是通过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物质基础。我们总是说，我们现在是世界老二，但那只是就经济总量而言的。一人均下来，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十八大继续把经济发展当作最根本的任务，是有战略远见的。其二，在政治领域进行增量改革，并不意味着不触及经济领域中的利益存量，相反，这必然要触及经济领域的存量。也正因为我们在经济领域积累了可观的存量，才使得政治领域的增量改革成为可能。其三，我再三重申，增量改革只是不要突变，那个代价太大，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社会政治的突变绝不是一件好事。但增量改革必须要有突破，突破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进行存量改革，是对既得利益格局的突破。

9、实现公平正义是全社会的责任

政府要担负起主要责任，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社会公共品，绝不是回到政府包揽一切的“全能主义”状态。

东方早报：实现公平正义，政府、市场、社会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

俞可平：实现公平正义是全社会的责任，包括企业、民间组织和政府机关，但主要责任在政府。如果说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那么政府行为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保障。从政府自身建设来看，其理想目标就是善政，公正始终是善政的一个基本要素。

政府是社会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应当提供三个方面的公共品：一是公共政策、二是公共服务、三是公共设施。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而评价“服务政府”的主要标准就是政府提供上述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政府要积极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品，特别是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基础交通、公共安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

当前，在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方面，政府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品数量相对较少，不少公共品的质量不高；“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干部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政策打架、政令不一、政出多门的现象时有发生；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有待提高，决策失误过多；决策多变，缺乏必要的连贯性。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也严重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会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而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管理一切”的传统有关。在公共服务领域呼吁“政府归位”的背景下，有人担心，政府会重现包办代替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功能。我认为，实现公平正义，需要“政府归位”，但政府“归位”，只是说政府要担负起主要责任，特别是要努力建设服务政府，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社会公共品，而绝不是回到政府包揽一切的“全能主义”状态。现在，企业和民间组织正对社会生活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些作用是政府不可取代的。因此，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政府也应当更多地发挥市场体系和公民社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