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社会不公根源在于收入分配不公

（原题：收入分配不公是社会不公最深刻体现，必须改）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如果要列出三个最主要的挑战，社会的不公正是其一，而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这样强调他理解的收入分配改革问题的重要性。

十八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提出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目标。俞可平认为，十八大强调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坚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俞可平认为，在当代，作为善治要素的公正特别要求有效消除和降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两极分化，维护妇女儿童、少数族群、穷人等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已明确将在2012年第四季度制定，力争年底前出台。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2003年启动，近10年间，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大致遵循“提低、扩中、调高”的思路分层次推进，俞可平高度评价过去10年中国在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所做的巨大成就，但他也认为需要进一步推出更多的突破性改革举措。“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除了一些直接的收入分配制度，还应当配合那些对推动社会公正起积极作用的其他措施，比如尽早开征遗产税和房产税等等，让更多的穷人、社会弱势群体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果实。”他说。

俞可平认为，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也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利益急速分化、利益矛盾迸发的特殊时期，必须善于抓住这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大胆而果断地推进政治改革。

他同时强调，政治发展要突破而不是突变，社会政治的突变“代价太大”，“绝不是一件好事”，但增量改革“必须要有突破，突破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进行存量改革，是对既得利益格局的突破”。

“我们要的是一种对于社会进步和公共利益而言具有正当性、并为绝大多数公民自觉认同的新的‘增量’。就目前而言，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该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突破口。”他说。

1、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

每次碰到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或者对改革有研究的国内学者，我都会问他们：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自己内心是清楚的，如果要列出三个最主要的挑战，社会不公是其一，而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

东方早报：不好意思，让您一位政治学者来谈收入分配。

俞可平：不，你这个想法不对，收入分配太重要了。没有共同富裕，就没有社会主义。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大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坚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碰到许多挑战，每次我碰到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或者对改革有研究的国内学者，我都会问他们：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自己内心是清楚的，如果要列出三个最主要的挑战，社会的不公正是其一，而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

东方早报：您说的社会不公正是指什么？

俞可平：公正是一种基本政治价值，社会公正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具体地说，公正指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在当代，作为善治要素的公正特别要求有效消除和降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两极分化，维护妇女儿童、少数族群、穷人等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

当下的社会不公正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有钱人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将来念大学，都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再比如，有钱人可以享受高质量的体检，但穷人平时小病不舍得去看，结果酿成大病。又比如，有钱人住高档小区，拥有24小时监控、保安巡逻，穷人的住宅区，小偷小摸不断……我列举这些现象的目的，是指这些在老百姓心中就是社会的不公平，而且都跟收入分配有关。

东方早报：这种社会不公如今带来什么问题？

俞可平：我们做过不少调研，不公平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或者说信任度、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按照常理，应当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老百姓对政府有更高的满意度。这些年来，政府着力于改善民生，其实就是在帮助那些最穷的人，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在改善。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老百姓并没有因为其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变得对政府更满意，相反，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更不满意。

东方早报：有没有相关的调研数据？

俞可平：这方面的数据很多。就在几天前，我们请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做了一次演讲，主题就是“中国公民对政府的态度”。根据国内合作单位所做的长期跟踪调查及相关数据，赛奇教授从三个层面考察了中国公民对政府的基本态度，即普通民众对各级政府的一般态度、对地方官员品质和能力的态度以及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满意度。最后他发现，在过去的10多年中，老百姓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很高，而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满意度则相对较低。而地方政府恰恰是直接面对老百姓的。

2、评价幸福要“人民说了算”，不能“被幸福”

“幸福”的基本前提有两个：一是健康，二是安全。如果这两个前提不成立，再有钱再有权也不会幸福。试想，健康没有了，人会生不如死；安全没有了，会整天提心吊胆。然而，健康主要靠自己，安全则要靠国家。

东方早报：政府有时也觉得“冤”，感觉自己一直在为民办实事，老百姓却依然不领情。

俞可平：是的，有一次我到一个副省级城市去调研，一位领导对我表达了强烈的疑惑：“我们的不少干部从早上鸡叫一直干到晚上鬼叫，老百姓为什么还不满意？”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府的公信力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现在有一些地方和部门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得罪人民），就是你做得再好，老百姓也不满。官员本应有好坏之分，而且我相信多数官员总是好的。可许多老百姓一提起“官”，就认定是“坏的”。比如对一些自杀的官员，按照中国传统，人死后也就不再争论善恶了，但现在老百姓看到有官员自杀，就认定其一定有问题，甚至幸灾乐祸，认为死得好。这种官民的对立是很少见的。

东方早报：官民互不信任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俞可平：官民互不信任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治理。官民互不信任，就难有政通人和的局面。记得我许多年前访问土耳其的一个重要城市时，第一次对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感到了失望。那一年，我在这个城市的街上走，看到街头都是坦克和荷枪实弹的军警，但照样一直有人来强拉我去买东西，你不想进去也得进去，然后强行要你买，实际上就是明着抢钱。我最后才明白这个国家的街头为何会有五步一岗的军警。我研究古往今来的政治制度，当时就有一种感觉：一个国家的治理状况到这个程度，这个国家的政府应该向老百姓检讨。这样的治理我们叫它“失效的治理”。我们党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醒。

东方早报：最近很流行一个词叫“幸福”，相信在“失效的治理”下老百姓一定感觉不到“幸福”吧。

俞可平：我认为，评价幸福，要始终坚持“人民说了算”，不能“被幸福”。“幸福”的基本前提有两个：一是健康，二是安全。如果这两个前提不成立，再有钱再有权也不会幸福。试想，健康没有了，人会生不如死；安全没有了，会整天提心吊胆。然而，健康主要靠自己，安全则要靠国家。

东方早报：近年来安全问题尤其令人关注。

俞可平：如果还用传统的方式，以堵和压为主，问题只会越积越多，付出的维稳代价也会越来越大。我一直呼吁，我们一定要努力从传统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转向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只有动态稳定，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而动态稳定只能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只能依靠民主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