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地震审判”:因“贫乏的风险沟通能力”获罪(2)

被误解的“地震审判”:因“贫乏的风险沟通能力”获罪(2)

扭曲的结论

一个小时的会议结束后,民防局副局长博纳多·伯纳迪尼斯与火山学家弗朗哥·巴贝利,以及拉奎拉市市长马西莫·西亚莱特和阿布鲁佐民事保护部门的一名官员一起,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研究结果。

伯纳迪尼斯对媒体说,拉奎拉目前的地震形势“相当正常”且“不构成危险”,他还补充说,“科学界向我保证,由于能量的连续释放,现在的情况反而是有利的。”后来科学家们说,这只是一个代表官方的说法。

当时一名记者问:“那我们应该安心享用杯中的美酒?”伯纳迪尼斯回应道:“正是如此。”他的轻松神态被人们记住了,民众终于松了一口气。

“伯纳迪尼斯对地震很无知(基于错误的判断),所以没有资格在电视上或公众场合谈论地震危害与危险。”马克斯·维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伯纳迪尼斯此次的媒体采访被意大利电视台播出后,广为误传,后来成为7名被告被起诉的部分内容。事实上,伯纳迪尼斯这番话在传播过程中几乎简化成了:群发地震越多,强震危险越小。

几天后的4月5日晚,意大利拉奎拉发生了一次3.9级地震。于是当地一些人劝说家人留在公寓里,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到屋外度过整个晚上。

然而,仅仅四个半小时之后,民众为疏忽大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拉奎拉地区发生了6.3级强震,导致309人丧生,1500多人受伤,65000多人因房屋坍塌无家可归。

2009年8月,地震中的遇难者家属提出了正式请求,要求检察官介入调查。2010年6月3日,拉奎拉公共检察官办公室发出了一份起诉书,6名科学家因涉嫌在大地震中犯有过失杀人罪而被调查。

当时,刚到美国华盛顿参加全球地震模型会议的多尔切,意外在当地一家报纸上看到了自己被起诉的消息。“我简直无法相信,更不用说我有多惊讶,多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多尔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认为自己当然只是替罪羊。”

“直到这次宣判后,我仍然认为这些指控毫无依据,在(3月31日)会前会后都没有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多尔切无奈地说,“即使在当天的会议上,我也没有就地震学的问题发表看法,只是谈了可能带来的破坏。”

从被起诉至今,多尔切的生活几乎未能逃脱这件官司的影响。几乎每周一次的听证会,每次都要面对300名证人,直到2012年10月22日,法庭做出一审宣判。

在这期间, 多尔切凭借在拉奎拉地震紧急时期和第一阶段重建时期的努力,获得了意大利红十字会银质奖章。

意大利法律实行三审终审制,两年多过去了,刚刚完成一审。“大概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到终审判决吧。”多尔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科学被政治利用

“震惊”和“荒谬”是国际科学界和媒体谈论地震学家在意大利受审时的反应。恩佐·博斯基甚至把自己比作伽利略。1633年,伽利略曾因论证日心说而被罗马教廷审判和迫害。

来自100多个国家的5000多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呼吁决策者应该把精力放在防灾减灾,而不是起诉科学家上。

不过,意大利受害者家属认为这些科学家并非坚持真理而获罪,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不科学地妄下结论而遭受审判。

“我们非常清楚地震不可预测,法官也知道,我们一直是这么认为的,问题是重大风险委员会,预测了不可预测的情况。”拉奎拉市民法比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国际媒体都在说科学遭到审判,但我认为2009年3月31日晚上的会议,并没有体现科学性,科学家们没有用他们的知识去帮助民众,那次会议仅仅是被政客利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受害者家属帕里西说得更尖锐。

早在今年1月20日,意大利《共和报》披露了新闻发布会召开前一天,民事保护局局长贝尔多拉索和拉奎拉地方官塔缇的电话录音。

贝尔多拉索:(这次会议)其实就是个公关活动。

塔缇:是的,是的。

贝尔多拉索:他们是意大利最好的专家,他们会说,最近发生的微震是正常现象,100次4级的微震比不震好。因为微震能释放能量,并不构成危险。

塔缇:好的,那我要取消新闻发布会吗?

贝尔多拉索:不用,现在已经太晚了,会议定于明天,我们要让民众冷静下来,与其让你和我去安抚民众,还不如让地震学家来做这件事。

目前,民保局长贝尔多拉索因涉及渎职和过失杀人接受检方调查。

拉奎拉灾后,作为一个欧洲防灾准备项目的案例,科普作家埃米莉·威灵汉姆曾对拉奎拉地震灾区进行调查和采访。“政府应该主动采取措施,加固和翻新建筑及其他基础设施,使它们对地震做好准备。”

一审时,检察官就认为,住房的脆弱性应该是委员会进行风险评估时重点考虑的,但会议几乎没有讨论当地建筑物的脆弱性,或者任何告知居民面临大地震时该怎么做的具体建议。

“这次审判不是关于科学,也不是关于地震学,更不是科学家能不能预测出地震的问题。让他们获罪的是,贫乏的风险沟通能力。更广泛地说,是关于作为公民科学家如何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以帮助人们做出恰当选择的问题。” 美国著名电视记者、风险沟通顾问戴维·罗佩克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

经历一年多的反思后,多尔切向《中国新闻周刊》道出了他的心绪,“当然,我也认为自己是替罪羊。但我想从尽可能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并从这次深刻的人生经历中吸取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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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单梦竹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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