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企“红色化”路径:从“戴帽”到“摘帽”

中国民企“红色化”路径:从“戴帽”到“摘帽”

核心提示:即便是彻底奉行市场经济的民营企业家也认为,参与甚至左右政府干预的方式方向,往往意味着获取财富的机会,这激发了他们向政府靠拢的意愿

山西沁新能源集团的孙宏原再次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但这一次与其以200亿元的财富荣登2008胡润百富榜的成功商人形象无关。

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来自各省市民营企业的34位企业家代表被置于聚光灯下,孙宏原正是这些被称为“红色企业家”的其中之一。

据《中华工商时报》,其执掌的山西沁新能源集团有11名董事,其中9位是党员。沁新集团党委在企业内部甚至办起“网上党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包括孙宏原在内的民营企业家们以党章和国家政策的变化为风向标,调整企业的发展路径。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民企从无到有及其角色和地位的变化,也见证了党和国家对民营企业态度的逐步转变。

从“戴帽”到“摘帽”

“民营企业”在30多年前的中国是不存在的,其在法律层面上甚至是不被允许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东汕头民生塑胶总公司董事长李科生,1973年因为办厂被当时的“执法”机构以“复辟资本主义为首分子”的罪名判处14个月有期徒刑。

此后,非公经济一直处于灰色地带,所谓的“民营企业家”不过是些“打游击”的个体工商户或小商贩。直至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前,官方对这些体制外的经济力量都持着“看一看,不鼓励也不打击”的观望态度。

1980年代,非公经济的不明朗前景导致个体投资者大多选择将企业挂靠国企或集体单位,将帽子“染红”以规避从商的政治风险。

在这样的特殊历史环境下,“红帽子企业”顺势而生。所谓“红帽子企业”,指的是“名为集体实为私人投资企业”,这种明明是私人投资,却将企业注册为公有组织、集体企业以掩饰私人所有权的行为被俗称为“红色帽子戏法”。

“其时整个社会对私有产权的认识和保护都远远不够”,《文汇报》一篇文章曾分析称,“红帽子企业”的出现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也有企业主对经济利益的考量,“私人投资企业戴上‘红帽子’,对其融资、产品销售等实际经营行为都有帮助。”

转变发生在1990年代末。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处于灰色地带的私营企业始得合法地位。6年后,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是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次年,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首次出现民营企业家的面孔,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改革》杂志大幅刊登此消息,并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懂经营、会管理”等大力称赞这23名当选的企业家,其时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总体状况可见一斑。

自此,个体投资者在这个国家逐渐恢复公开从事商业活动的信心和胆量。不少“红帽子企业”开始努力“摘帽”,与原属单位解除挂靠关系,这除了是为企业正名,更是为了明确企业定位并明晰产权分配,以摆脱一些不必要的束缚,力争提高经济效益。

政治觉醒

1990年代,理论和政策上的突破、日益开放且相对自由的体制环境,为民营资本带来发展契机,加之彼时的国有经济效率低、处境困难,客观上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因此,那时的民营企业纷纷通过参与国企改制、参股金融机构等得以壮大自身。

非公经济在之后的几年更是迎来发展高潮,截至2000年,全国共有170多万户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

但是,与经济地位提升相背而行的,是民营企业家群体政治身份的确认。迟至2001年,民营企业家的劳动者身份才正式被承认。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党内一直到1999年至2002年间才提出了民营企业家入党问题的讨论。

中共十六大上,中共对党章做出修改,把党员发展对象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大会报告列举了因社会变革而出现的六大新社会阶层,民营企业主被囊括在内。

这实际上是中央委婉地确认了民营企业主有入党资格。也正是这一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名单上,首次出现民营企业家的身影,共7位企业家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亮相党代会。

如今,这一阵容正在不断地扩大:从当年的7人,增长至2007年中共十七大的17人;日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民营企业家代表的人数更在上届党大会相应代表人数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增至34人。

虽然从前的“红帽子企业”一直在努力“去红”,与挂靠单位实现产权明晰与分割,但在中国长期以来重文抑商思维及政治环境下,企业家们仍然相信政治上的认可意味着企业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好的发展环境。

另一个舞台

事实上,中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总是或多或少地与“看得见的手”绑在一起。即便是在奉行市场经济的企业家看来,参与甚至左右政府干预的方式方向,往往意味着获取财富的机会,这激发了他们向政府靠拢的意愿。

“坦率讲全国政协委员这个头衔有个‘保护’性质,人家觉得你可靠,你就能拿到大项目。政治上可靠,经济上有实力,别人就不敢打你的主意。”作为“中国首批民企政协委员”之一、时任江西九江民生实业公司董事长的王翔坦言。

据全国工商联统计,68.6%的党员企业主是在2001年以后入的党;《赢周刊》2004年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2年,民营企业家中多达40%的人已经是党员,另外有25%人则希望入党。

如今,外商也加入了这一队伍。根据中组部副部长王京清日前发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98.3万户非公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其中4.7万户为外商在华投资企业。

“在中国,你不懂政治就做不了大企业。”曾任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曾向媒体坦言,而2012年,已经成为民营企业家张宏伟及其东方集团的第34个年头。时至今日,一些地方国企的负责人已担任了中央候补委员或中央委员。虽然中央委员会尚未出现民营企业家的身影,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民营企业规模的壮大、民营企业家群体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将努力跻身中国的政治舞台。

责任编辑:单梦竹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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