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万进：中关村的故事

　　1988年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就在中关村参加科研项目，至今已在中关村工作了21年。我从软件工程师开始做起，一直到中关村软件园做科技园区的开发建设工作。21年来，我随着中关村的成长而成长，是一个中关村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今年4月，受温家宝总理邀请，芬兰总理万哈宁率领了40多位政要和企业家访问中国。21日，万哈宁总理考察了中关村，我也参加了接待工作。芬兰是全球科技水平、创新能力名列前茅的国家，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制造商诺基亚就是芬兰高科技的代表。通常，外国政要来访，多为礼节性的考察，一般待上半个小时左右就会离开。可是没想到，万哈宁总理在园区整整待了一个上午。他仔仔细细地询问中关村的产业发展、创新能力、核心技术、政策环境，以及重点企业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考察结束时，他还特意和一家将为诺基亚提供高技术服务企业的老总合影，开玩笑地说：“你可以拿着我的照片去拜访诺基亚。”显然，万哈宁总理非常关注中关村的发展，也非常认可中关村企业的高科技国际竞争能力。我们自然很高兴，高兴的背后是信心，是对中关村科技实力的信心，对中关村走向国际、走向未来的信心。
　　这种信心来之不易。29年来，中关村走过了一条艰难的创业之路。
　　1980年八月份，当时48岁的中科院物理所室主任陈春先和38岁的纪世瀛等几个同事，创办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千万别小瞧了这个“服务部”的设立，它可是中关村第一家突破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科研机构，一个全新的“中关村时代”从此萌发。
　　在当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下，下海搞民营经济，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的。陈春先的服务部成立没多久，就遭到了有关部门的严厉批评，被指责为“扰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扰乱了科研秩序，腐化了科技队伍”，是把国家的科研成果贩卖出去，是“科技二道贩子”。要不是胡耀邦总书记、方毅副总理等领导批示认可，陈春先的服务部早死了，哪可能有后来那么多民营科技企业诞生，哪可能有今天的“中关村”！
　　最早一批下海经商的科技人员办公司，钱靠借，场地也靠借。当时大名鼎鼎的“两海(科海、京海)”“两通(四通、信通)”中的京海公司，是靠向海淀知青社借了一万块钱，向计算所借了10平米的供电系统的房子开办的。四通公司成立的时候，除了向四季青乡借了两万块钱开办费和一间办公用房，连电话都是借的。当时，国家还没有《公司法》等法律文件，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外，其他性质的企业在法律上都是非法的。所以那时候也出现了很多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怪现象。比如京海公司一开始叫“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四通公司的性质是“无主办单位集体所有制企业”。但反过来理解，“怪”就是对旧体制的突破，就是创新，也是中关村精神的萌芽。到1985年，更多的科技人员从科学院各研究所、学校、机关“下海”经商，成立了90多家科技企业，“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名字也叫响了。
　　1988年，国务院批准在中关村设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是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试验区的成立，标志着中关村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道路。
　　1991年，我在中软总公司参加“国产化操作系统”项目的研制开发，这是当时国家最大的软件科研攻关项目，目标就是要开发出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计算机操作系统。我们知道，在国际信息技术的竞争中，CPU芯片和操作系统是两大最核心的技术，CPU芯片是计算机的大脑，而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的灵魂。作为一个大国，不掌握这两项技术，就完全丧失了在国际IT领域的话语权，而且整个计算机产业以及国家信息安全都会被别人卡住脖子。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国产操作系统和“中国芯”的研制开发了。项目的核心研发队伍有80多人，聚集了国内顶尖的软件专家和国内顶尖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还有几十家科研协作单位，以Unix SVR4.0为赶超对象，这是当时国际最先进的计算机操作系统，远比微软的Windows系统要先进得多。
　　研制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我记忆最深的事就是“封闭开发”了。我们单位附近的农科院招待所比较便宜，各个研制小组经常被“关”到农科院招待所里，一关就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早晨爬起来就坐在计算机旁边，晚上不上床睡觉是不会离开计算机的。累了到院子里转一圈，饿了去食堂吃点东西。忘了饭点，就冲点儿方便面吃。就这样，经过几年的奋战，项目获得了巨大的突破，不仅完全掌握了最核心的技术，在国家很多重要的单位和核心部门得到了应用，也为我国持续开发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培养锻炼了一大批顶尖的人才队伍。
　　中关村的每一步成长都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 2003年1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中关村软件园区建设，留下“三年成绩喜人、今后任务艰巨，发展前景美好、大家仍需努力”的亲切勉励。今天的中关村，已经发展到了一区十园和几十个专业园区，覆盖面积233平方公里，有20000多家高技术企业，从业的科技人员近百万，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中关村科技园区以企业为主体，研发出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新技术、新产品，创造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和标准。中关村企业先后获得1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承接的863项目占全国的1/4， 973项目占全国的1/3。在信息技术、网络通讯技术、生物技术和清洁技术等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研发成果，标志着中关村的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中关村，已经取得了无数的成绩。但与世界最领先的美国硅谷相比，与世界九大科技园区相比，中关村到底怎么样？记得2004年底，我的博士导师邀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实验经济学创始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弗农•史密斯来华讲学。我利用由我负责史密斯教授在京行程的便利，把他请到了中关村软件园“考察”。在听完中关村的介绍之后，史密斯教授一言未发，就直奔机场离开了中国。
　　转眼半年过去了，在200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史密斯教授两次当众提到“ZPark”这个名词。史密斯教授说：“我和夫人去年12月曾一同参观了北京的ZPark，印象非常深刻，那里有许多国际软件企业，ZPark就是国际化的缩影。”后来，当他与北京市当时的王岐山市长、张茅副市长及多名学者进行高层对话时，又一次提到了ZPark。他说：“ZPark里有那么多国际企业，是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 “ZPark”到底是什么？就是“中关村软件园”，就是中关村！
　　今年3月份，国务院批复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下一个发展目标就是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其实，中关村人在5年前已经悄悄地把目标瞄向了国际化。比如在中关村正迅速发展着的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服务外包产业，通俗地讲，就是要把世界的办公室搬到中国来，为全世界的银行、保险、电信等行业提供后台服务。服务外包同样是创新，只是它不单单是技术创新，更主要的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创新，业态的创新，模式的创新和管理的创新。去过印度的人都知道，印度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要比中国低很多，但是在服务外包领域，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产业规模差不多是中国的十倍。
　　服务外包是直接的国际竞争，直接体现一个国家信息服务业的国际化能力和水平。2005年，文思、博彦、软通等几家外包企业入驻中关村软件园时，每家企业的人员规模也就在300~400人，而同期印度最大的外包企业TCS有员工7~8万人。国际上每年都会举行服务外包交易大会，是获取国际订单的重要机会，我们的企业规模小、能力弱、品牌差，没钱上台展示自己，只能像无照小摊小贩那样，在会场的周边给客户塞点儿小广告。偶尔能拣到的单子，也已经是国外大接包商吃剩下来的四包、三包的小单子。我们的外包企业就像小舢板一样，怎么在汪洋大海里搏击？于是我们组织各企业以中关村的名义，共同参加国际外包大会，打造共同的品牌“ChinaSourcing(中国服务)、BeijingSourcing(北京服务)”。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关村的外包企业每年都以翻番的速度成长。2007年中国第一家服务外包企业文思创新成功在美国主板上市，美国著名的研究机构Gartner把中关村软件园称为中国的服务外包一条街，2008年商务部评定的全国十大外包企业中6家是中关村企业，其他4家也都在中关村设立了分支机构。目前这些大的外包企业每家的人员规模都超过了6000人，而且即使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也获得了40%~50%的成长。明年中关村就会出现万人以上规模的外包企业，过不了几年，中国就可能成为国际最大的服务外包承接国。“中国服务”、“中国创造”一定会像“中国制造”那样响彻全球。
　　我们相信，中关村所发生的一切，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关系重大。有理由这样相信，沿着中关村开拓的道路走下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未来的历史，注定会留下一部中华民族的“惊世伟绩”！
　　（北京中关村软件园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