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弊政改革启示录

北宋弊政改革启示录

导语:北宋中期社会危机和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如何迅速摆脱困境,从宋真宗以来,朝廷中许多有远见的大臣提出各种主张和具体措施。

真宗初即位,知扬州王禹偁即应诏上疏,建言五事:一是对辽和西夏李继迁 谨边防,通盟好 ;二是 减冗兵,并冗吏,减轻税收;三是严格科举,使入官不滥;四是淘汰僧尼,减少耗费;五是 亲大臣远小人(宦官),朝廷信任宰相不疑,宰相择用诸司长官。王禹偁的建议,主旨是在减少冗兵冗吏,认为这是 国用不足的主要原因。王禹偁数次被诬、坐贬,但立志图新,屡上书主张变法,为北宋政治改革派先驱。

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权三司度支判官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 三冗三费. 三冗是指:一,天下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前朝增加五倍;二,几十万厢军不作战而耗衣食;三,僧尼、道士人数日增而无限额,仅尚未受戒的就已有五十万之众。三费:一是道场斋醮,百司供应无数;二是京师多建寺观,多设徒卒,耗费官府衣粮;三是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国用。宋祁最后又建议仁宗和后宫应节俭,不得妄费。

宋祁建议的主旨是裁减无用、多余的官和兵,节省经费。

庆历年间(1041- 1048年),宋仁宗面临着内外矛盾迅速激化局势。官僚队伍庞大而效率极低,辽和西夏不断侵扰,人民生活困苦,赋税不断增加,各地农民、士兵不断暴动。宋朝再也不能循守旧章去维持统治了。正是在这困难的时刻,范仲淹等人心怀对社会危机的忧虑,挺身提出改革弊政的主张。

范仲淹(公元989- 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读书刻苦。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登进士第,开始了官宦生涯。他在任地方官时,注意民间疾苦,修筑水利工程,兴办学校,关心时政,为官清正。景祐二年(1035年),权知开封府,在朝敢于直言,不畏权贵,反对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擅权自专。宋西夏开战后,任陕西帅臣,分延州兵为六将,分部训练,量敌众寡出战。重训兵,筑城防,边防得以巩固。庆历三年(1043年)召为枢密副使,后任参知政事,上疏建议改革弊政。所奏陈十事,大都被宋仁宗采纳,陆续实施,史称庆历新政.但因新政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切身利益,范仲淹遭到诬陷、打击,被宰相吕夷简诬为朋党.庆历五年(1045年),罢参知政事,出知邠(今陕西彬县)、邓(今河南邓县)、杭等州。皇祐四年(1052年)卒,谥文正。

除范仲淹外,庆历年间其他士大夫要求改革弊政的呼声也很强烈。庆历二年(1042年)五月,欧阳修上疏说: 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要求仁宗革去旧弊.在危机面前,宋仁宗也同样对时局感到忧虑,于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表示了改弊立新的意向。范仲淹、韩琦、富弼、余靖、欧阳修等有名望的大臣纷纷向宋仁宗提出改革弊政的具体建议。宋仁宗于庆历三年七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并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一再手诏敦促范仲淹、富弼等人尽心国事,提出改革意见。范仲淹、富弼分别向仁宗呈送了革弊建议。

范仲淹认为, 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有救,祸乱必生 ,宋已建国八十年, 纲纪制度日削月侵 ,已到了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的时刻。

范仲淹奉诏条上十事是:(一) 明黜陟.即改变文官三年一迁的磨勘法。

官员中有大功 高才异行 者,可特加任用;老病愚昧者另作处理,有罪者按情节轻重处分。(二) 抑侥幸.改变贵族官员子弟 恩荫作官的旧法,严加限制,以减省冗官。(三) 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艺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经学。(四)择官长.严格选派转运使、提点刑狱及各州县长官。(五) 均公田.各级官员按等级给以多少不等的 职田 ,用来 责其廉节 ,防止贪污。(六)厚农桑.每年秋天,提倡各地开河渠,修筑堤堰陂塘,以利农业生产。(七) 修武备.在京畿及近辅州府招募五万人充京畿卫士,一年之内,可以三时务农 , 一时教战 ,以节省兵费,加强京师防卫。(八) 减徭役.裁并州县建置,使徭役相对地减轻。(九)覃恩信.朝廷发布的赦令,各地必须执行。(十) 重命令.各地法令应由朝廷统一,颁行之后,必须遵守。范仲淹所提的十项建策,除 厚农桑属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外,其余皆属立制度,振纪纲,为的是巩固、加强宋王朝的统治。

富弼的建议大多也是要求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逐步改善吏治。

范仲淹、富弼的建策,大都被宋仁宗所采纳。从庆历三年十月到庆历四年上半年,宋朝陆续颁布几道诏令,施行新政。庆历三年十月,诏中书、枢密院共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颁新定磨勘式,规定中外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优劣分别升降。十一月,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者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自二十增至二顷不等。庆历四年三月,诏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规定士子必须在学校中学习一定时间,才许应举,科举取士则先履行而后艺业,先策论而后诗赋.另外,还颁布减徭役的诏令,废并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五个户口较少的县份,又将孟州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各县乡村役人,使其还乡务农。但范仲淹所提的厚农桑 、 修武备则未实施。这就是 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实施,是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是出于对长远利益考虑。但新政中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对无能和多余官员的减裁,对职田的限定,对 恩荫制的严格规定,都触犯了势官权贵眼前的私利。

当时,范仲淹审查各路转运使的 班薄(名册),凡不称职者,就用笔勾个记号,依次更换。富弼对他说: 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 范仲淹对曰: 一家哭,怎比得上一路哭呢?范仲淹正是如此下决心更换那些领取厚禄而无能的官员。正因为如此,官僚、贵族纷纷反对、诽谤之,攻击范仲淹、富弼是 朋党,甚至造假,诬陷他们有取代皇帝的野心。在流言蜚语的影响下,在官僚、贵族胁迫下,宋仁宗那种迫切要求改革弊政,兴致太平的决心逐渐动摇。庆历五年(1045年)初,仁宗下诏罢废关于磨勘和恩荫的新法。范仲淹被罢免,富弼因赞同改磨勘法,也被罢免。韩琦上书力谏,反对罢免富弼、范仲淹,仁宗不准。韩琦也被排挤出朝廷,知扬州。庆历新政 历时只一年左右,在贵族官僚的激烈反对下,在仁宗意志不坚,自订自毁下宣告失败。

范仲淹被贬官出朝廷后,于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在邓州(今河南邓县)写下了脍灸人口的《岳阳楼记》,表述了自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的忧国忧民的情怀,用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抒发了自己继续以天下安危、忧乐为己任的远大抱负。

在庆历新政失败后,改革弊政的思潮受到了抑制。但是,社会危机继续存在,困境仍没有摆脱。在宋仁宗统治的最后十多年间,不少官员陆续提出各种改变旧法、革除弊政的主张,包拯就是其中的一员。

包拯(公元999- 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

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及第,历知天长县(今属安徽)、知端州(今广东高要),政绩斐然,迁监察御史。后曾出任东京转运使、河北都转运使,知瀛、扬、庐等州及江宁府等。至和三年(1056年)年担任过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年)病逝。包拯为官清正廉洁,不畏权贵,执法严明,不徇私情,深受人们的爱戴。后人不断称颂包拯为清官之典范,并加工为刚正不阿、为官清廉的包公(包青天)这个艺术形象。

包拯针对当时三冗积弊,主张严格选拔官员,淘汰冗杂、贪暴、懦弱无能的官吏,年老的官吏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之弊;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之弊;轻徭赋,节省开支,以解决冗费之弊。并要求朝廷免去各种无名科敛,赈济受灾百姓,严惩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要求宋仁宗锐意而改图,一再强调,如果朝廷内外再因循守旧,不务更张,将来必有不可救之患。而包拯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为官廉洁,关心民间疾苦,严办贪官污吏,打击枉法的官僚贵族。并要求自己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当贪官污吏。他特立家训 ,定出 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在封建社会中,立志世代为官清廉,不扰百姓,实在难能可贵。这也就是 包青天 为当时和后世人民所敬慕、歌颂和盼望的重要原因。

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也于嘉祐四年(1059年)向宋仁宗呈送了一封长达万言的《言事书》。王安石在《言事书》中,首先就指出,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 ,是因为 不知法变 ,即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而要改易更革这些不合乎先王之政的法度,就得需要人才。人才是改革现行法度的当务之急。王安石向仁宗提出了尽快培植人才、改革弊端的主张。他主张从教、养、取、任等四个大方面培育改革所需之人才,使在位者得其才 ,然后 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王安石所说的 法先王之意 、 趋先王之意,是指在先王的名义下,适时变法革新。王安石与主张改革的其他官员不同。他在《言事书》中指出,财政的困窘,决不是由于冗员和官员过多,而是由于理财不得其道,不能因时而变,只固守旧道。王安石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就是王安石的理财之道。

王安石的《言事书》呈送上去后,没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视,更未被采纳。

稍后,司马光、苏辙、苏轼也屡次上奏札,呈请仁宗 斟酌事宜,损益变通,要求变更弊政。司马光的改革主张是:裁减禁军,精加选择;量材录用官吏,使久其任;减损冗费,节省财用;善于理财,保养财源,使 农尽力 ,工尽巧 , 商贾流通 ,各行各业都能乐业安富,然后才能 上下交足.司马光请求仁宗要有长远安排,有战略眼光。他强调说: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之大患也。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也主张革新,认为当时有三患:一患无财,二患无兵,三患无吏。苏轼针对这三患,提出以 课百官 来整顿吏治,以 安万民来缓和阶级矛盾,以 厚货财 来理财富国,以 训军旅 来整军经武。在变更的方式上,他主张和缓的渐变,反对骤然的剧变。

可以说,在庆历年间府库空竭,危机加深,百姓穷因,民变四起的形势下,许多忧国忧民有政治远见的士大夫,纷纷向宋仁宗提出有价值的变法主张。改革旧法,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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