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萨默斯的“孟买共识”：草率、片面、制造对立

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大西洋两岸的发达国家，而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却逆势而上，仍保持较快经济增速，有力推动着全球经济重心向东转移的进程。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急剧动荡、世界格局加速变革和国际关系深刻调整，同时也促使国际思想界和学术界深究触发危机的根源，反思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缺陷，进而聚焦和探究全球化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时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劳伦斯·萨默斯于2010年内两次发表演讲，就印度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孟买共识”。“孟买共识”提出后，印度部分人士反响积极，并逐渐引起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一　“孟买共识”的提出

2010年6月初，就在美国和印度举行首次战略对话期间，萨默斯作为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印商会成立35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就“21世纪的美印经济关系”发表演讲。在展望2040年全球形势时，他宣称，届时“‘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将作为有趣的历史观念被人们记起，但世界上大多数人将追随‘孟买共识’而去”。　

这是国际社会中首次出现“孟买共识”的提法，但由于萨默斯在通篇讲话中仅提及一次，并未就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出解释，各国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总体反应平淡，即使印度方面也未予以积极呼应。

四个多月后，萨默斯赴印度访问。其间，他又在孟买举行的亚洲协会活动中发表了题为“印度与全球经济”的演讲，其中包括三个中心议题：其一，一两个世纪后，历史学家如何回首评论当今这个时代；其二，作为一个外国友人，如何评价印度在这一时期与众不同的作用；其三，如何评估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及奥巴马总统对发展两国关系的态度。　

正是在这次大约半小时的演讲中，萨默斯将印度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归纳为“孟买共识”，并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这也是他全篇讲话的重心所在。

在开始阐述“孟买共识”之前，萨默斯先就引出这一概念的历史背景做了铺垫。萨默斯认为，在当今时代，美苏之间冷战的终结及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关系的变化固然事关重大，但从历史长河看，其重要性比不上当前在发展中世界、全球新兴市场，特别是在亚洲发生的一切。理由是：经济史学家曾将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和1800年的伦敦在生活水准方面进行比较，发现2200多年里人们生活改善程度未超过75%，即“提升速度远远小于每年千分之一”。20世纪之交是美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迅速的时期，当时人们生活水准年均升幅为2.5%。

而当今时代，印度、中国或其他新兴国家占全世界40%的人口，其生活水准每年提升5%至7%，每10年就能翻番，达到了“一个人一生中可提升30至100倍的速度”。萨默斯看来，这在过去1000年的经济史里，“唯有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能与之相提并论”；就受影响的人数而言，“其对全球的影响甚至可能具有更为突出的重要性”；“这将改变一切，包括从文化模式到上演历史的主要舞台的地点，从人类自由的观念到各国互动方式，乃至我们星球上的生活条件”。

接着，萨默斯将话题转向印度，在对印度大加赞赏之后，开始进入其演讲的中心内容——“孟买共识”。据萨默斯所述，“孟买共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与国际上目前较为流行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相比，“孟买共识”目前堪与它们相提并论，未来将后来居上。

第二，“孟买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有着明显区别，既非建立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思想”上，也不以“威权式的资本主义理念”为基础。“孟买共识”是“第三条道路”，“建立在一个民主发展国家的思想基础上，不受注重于出口的重商主义所驱动，并且以民为本，重视提升消费水平和扩大中产阶级”。

第三，相较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孟买共识”具有优越性，因“华盛顿共识”已被证明过时，而“北京共识”“最终将被证明不会持久获得成功”。因此，到2040年，“人们将较少谈及‘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而是更多地讨论‘孟买共识’”。

第四，作为“一个建立在全球基础上的共识”，它“并非某个国家利用竞争力试图赢取零和游戏的观点，而是各国通过国际融合能够保持多元化、扬长避短并在更大的全球市场共同实现利益的观点”。

萨默斯在这次演讲中，较为全面地概述了“孟买共识”的内容、性质和特点，并勾勒出其发展前景和影响。这是西方政要首次对印度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归纳和“提炼”，进而提出一个新名词、新概念和新“共识”，并有意在全球加以推广。根据萨默斯的推测，从2010年起，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即到了2040年，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将有很大的发言权，发挥着与众不同的作用，有着美好而广阔的发展前景。当然，萨默斯也承认，“并不能打包票这将会实现”，印度在未来仍面临着严峻挑战。在国际社会热议发展模式、发展方向和发展理论之际，萨默斯此举显然是追随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研究新兴经济体的潮流，因而引起国际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兴趣和关注。

二、美国的战略意图

萨默斯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出任奥巴马竞选班子的经济顾问，2009年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此前曾于1999年至2001年期间担任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部长。作为奥巴马总统的经济政策高级顾问，萨默斯在2010年一再提出“孟买共识”，在美国方面有着复杂的背景和深远的战略考量。

（一）发展模式上“抑中扬印”

19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深陷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之中。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森提出一套包括10项主张的经济政策，旨在推行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引导拉美国家实施经济改革。这些政策举措得到一些拉美国家的认可，并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支持，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冷战结束后，处于转型中的独联体和东欧国家也纷纷采取这些措施，因而“华盛顿共识”在1990年代广为传播，一度成为主流的发展理念，在全球形成广泛社会影响。但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放任自流，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受损，民族工业渐失国际竞争力，所谓经济改革大多成效不彰，有的甚至适得其反。

与此同时，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兼顾政治稳定、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发展模式，并破解了“唯有西方民主体制才能实现发展繁荣”的西方魔咒。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拉莫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仅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效仿，并将其概括为“北京共识”。其主要内容包括：在改革方面主动创新，大胆试验，“摸着石头过河”；在发展目标上超越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尺度的发展观念，关注生活质量，强调可持续性与平等发展，寻求公正与高质量的增长；在解决发展问题上视具体情况而定，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在外交上采取睦邻友好政策，通过广泛接触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在安全理念上强调独立自主，积极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同时避免与霸权国家冲突。

除此之外，“北京共识”还涉及政治、社会、全球力量平衡等领域。拉莫进而强调，通过“北京共识”，中国为世界其他国家指明了一条新路径，“这些国家不仅正在试图解决如何发展本国的问题，而且还在寻找如何融入国际秩序的方式，使之既能维护真正独立，又确保其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当然，拉莫提出的“北京共识”未必全面、系统、准确地阐述了中国的发展模式，但他富有创意的有益尝试赢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肯定和认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等发达国家遭受重创，国际金融机构广受质疑，“华盛顿共识”日渐式微。在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闭幕时，英国首相布朗明确表示，“陈旧的‘华盛顿共识’业已终结”。

与此同时，“北京共识”却广受发展中国家推崇和赞扬，显示出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称羡不已。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曾在2008年11月预测，随着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一个全球多极体系日渐成型”，相应地，“更多的国家不再仿效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而可能被另一种中国发展模式所吸引”。时隔一年后，印度总理辛格访美期间在答复是否愿选择中国的道路时表示，“更愿坚持走印度的道路”。

在此背景下，萨默斯急忙抛出“孟买共识”，并称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比“北京共识”更为可行，更具可持续性。这反映出美国不甘心“华盛顿共识”被“北京共识”所取代，一时又苦无良策，正好借助推崇印度的发展模式，以重新突出所谓“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

（二）经济上营造有利于美国的竞争环境

2007年末，美国房市降温，次贷危机恶化，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大幅上升。种种迹象显示，因经济泡沫的破灭，美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深度和严重的衰退”。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终于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将世界拖入百年一遇的危机深渊中。由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拖累，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经济一蹶不振，奥巴马政府采取各种举措，但经济复苏仍然乏力。

萨默斯作为政府中经济事务重要决策者之一，深知美国经济症结所在，寄望于重振制造业和“再工业化”，以扩大美国出口，增加美国就业机会。2010年1月，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国家出口战略，称力争在5年内使出口翻番，增加200万个就业岗位。但面对众多新兴经济体的竞争，要达到上述目标殊为不易。近年来，印度经济保持较快增速，2010年美印双边贸易同比增长30%。美国推销核电站和先进战斗机，期待印度从美国购买更多的军事装备，增加美国人的就业机会。2011年，美印达成C-17大型军用运输机交易，使印度成为拥有世界第二大该机群的国家。

在此背景下，萨默斯意识到，印度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国内消费而非出口，依赖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如果发展中国家遵循印度发展模式，将大大减轻美国出口的竞争压力，有助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和降低美国的失业率。简言之，引导新兴经济体趋向“孟买共识”，对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最为有利。

（三）外交上促进美印关系发展

与小布什政府对印政策相比，奥巴马政府当政初期对印度重视程度下降。印度外交秘书在奥巴马上台前后两度访美，力图巩固美印关系发展势头，但成效不彰。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开展“电话首脑外交”，将印度总理辛格排在前15名之外，列于巴基斯坦总统之后。奥巴马对印方“竭力邀请”其尽早访印并未明确表态。在亚洲，国务卿克林顿是在首访东亚四国和两度出访西亚后才到访印度。印度对此有失落感，特别是在奥巴马访华、中美发表联合声明后，对奥巴马一度颇为不满。

此后，奥巴马着手调整对印政策，加大对印安抚力度：一是2009年11月高规格接待印度总理辛格访美，称美印两国是“21世纪的全球战略伙伴”，美印关系是21世纪最关键的伙伴关系之一，并承诺翌年访问印度；二是2010年6月启动首次美印外长级战略对话，议题涵盖双边关系及全球和区域性问题，旨在深化合作传统，并消除印方有关奥巴马政府“重华轻印”的疑虑；三是2010年11月奥巴马正式访印，并明确表示，美国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且计划以分阶段的方式支持印度成为四个多边出口管制机制的正式成员，其中包括核供应国集团、导弹及其技术管制机制、澳大利亚集团和瓦森纳安排。

因此，萨默斯在提出“孟买共识”的同时，强调美国和印度是天然盟友，由共同语言相联系，基于共同价值观，在全球舞台上面临共同挑战，是互不可缺的伙伴，也是为迎合印度朝野心意，着眼于推动美印关系发展。萨默斯选择提出“孟买共识”的时机亦与此相关：最初一次是在美印举行首次战略对话期间（2010年6月1日至4日），而再度谈及“孟买共识”并回答“如何看待美印关系及奥巴马总统对美印关系的态度”，则是为三周之后奥巴马总统首次访问印度预热，营造两国友好气氛。

（四）战略上配合美国重返亚洲

近年来，随着中印和亚洲的崛起，地区合作势头方兴未艾，美国游离在外，处在被边缘化的状态。2009年7月，美国提出“重返亚洲”口号，急于恢复和加强其对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为加速推行其“重返亚洲”战略，美国除加强与日、韩等国同盟关系和利用南海等问题兴风作浪外，它的重点放在拉拢印度上：第一，怂恿印度充当“亚洲领袖”，在亚洲政治、安全、贸易等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第二，企图说服印度与美国举行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2+2”会议未果，但成功推动印度同意参加与美国、日本的三方对话，并使之机制化；第三，鼓动印度与美国在亚洲合作，多次公开表示美国“将印度视为一个东亚大国”或东亚的一部分，“非常期待印度多多参与如东亚峰会这样的东亚机制”，并自2010年4月起与印方举行东亚事务对话，还在2011年6月开展首次中亚对话。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布莱克称，美印战略对话关键的新领域包括阿富汗问题，以及美印“如何能在印度洋和亚洲之类的地区进行更多合作”。

在此背景下，萨默斯赶在奥巴马总统访问印度之前，再次拋出“孟买共识”，炮制中印之间新的竞争点，刻意勾勒“孟买共识”胜过“北京共识”的前景，突出美印两国所谓“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旨在迎合印度部分人士乐于与中国攀比的心理，博取印方好感，赢得印度对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合作与支持。

三、对萨默斯“孟买共识”的质疑

在众多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分析不同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总结其经验教训，探索其相继崛起的规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有益之举。但萨默斯提出“孟买共识”，完全是为了美国内政和外交的需要，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因而明显存在着一些缺陷。

一是草率

萨默斯1991年至1993年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1999年至2001年出任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此后做过哈佛大学校长，是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但其专长并非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研究。中国和印度不同的发展模式是两国根据各自国情，经过长期探索、尝试而形成的。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30余年，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持续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分别高居世界第二、第二、第二和第一位。特别是在近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当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受到重创时，中国却仍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并带动亚洲经济率先走向复苏。对于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国政府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减少对投资拉动经济的依赖，提高生产率，降低资源消耗，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还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置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积极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萨默斯无视中国发展社会经济和应对各种挑战的意志、能力和潜力，简单而武断地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最终将被证明不会持久获得成功”，未来“孟买共识”将取代“北京共识”，而且对自己做出的预测和推断，并未予以科学分析和论证，因而他的论断不足以令人信服。

二是片面

萨默斯2010年6月首次提出“孟买共识”时显得较为仓促，反映他此前并未深入研究印度的发展模式，对印度的社会经济发展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萨默斯看到了所谓印度经济发展“不受注重于出口的重商主义所驱动”的表面现象，但似乎并不了解印度的实际情况。

第一，印度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国内消费市场，是出于迫不得已，其主要原因是与东亚国家相比，印度的制造业总体上不强。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12年1月发布的《2011年工业发展报告》，在全球118国工业竞争力指数方面，印度排名第42位，远远落后于东亚诸国和地区。由于大多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印度多年来出口增长缓慢，贸易赤字扩大，国际收支失衡。同样出于这一原因，印度政府鉴于国内人口众多，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市场潜力巨大，为防止进口商品冲击国内民族产业，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以保护国内市场。

第二，与萨默斯所说大相径庭，印度政府多年来一直在推动和积极扩大印度商品出口，以促进经济均衡发展，降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并扩大印度商品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仅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度政府为积极推动出口大幅增长，就先后公布了《外贸政策2004-2009》、《外贸政策2009-2014》、《进出口政策2001-2002》、《进出口政策2002-2007》和《未来三年出口倍增战略》。其中，印度商工部外贸总局公布的《外贸政策2004-2009》明确未来五年印度对外贸易的总体目标是，挖掘出口潜能、提升出口表现、鼓励对外贸易和促进贸易平衡。印度政府采取了包括财政刺激、改革机构、简化程序、加强全球市场准入、出口市场多元化、完善与出口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交易成本、出口间接税全额退税等方式，来实现其对外贸易的总体目标。2011年5月，印度政府正式出台《未来三年出口倍增战略》，要求商品出口额从2010-2011财年的2460亿美元倍增至2013-2014财年的5000亿美元，年均增长26.7%。

为实现该目标，印度政府进行了系统规划：在产品战略上，将机械、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作为“最具潜力产业”，将皮革、纺织作为“高附加值产业”，将珠宝、农业作为“创造就业产业”而重点推进；在市场战略上，积极开拓亚、非、拉新兴市场，尽力保持发达国家市场份额，实现价值链上移；在技术和研发领域，扩大医药、电子、汽车、智能工程、环保及航空航天等高端产业的高技术出口；在构建品牌形象方面，提升产品质量，扩大出口产品认证，建立“印度品牌”形象。此外，印度政府还配套出台了促进出口的政策和措施，并制定了主要产品出口目标，显示印度未来将努力推进机械、电子等制造业的发展。

第三，由于印度政府不仅出台各种促进出口的政策和战略，而且还建立了出口促进委员会，负责某些特定群体产品、工程和服务的出口促进工作，并向各邦提供援助，依据各邦出口量和出口增长率两个指标拨付基金给各邦，用于发展各邦重要的基础建设，创立或改善邦级出口促进工业园区；为各项出口促进计划提供财政援助资金，

印度商品出口呈现较快增长态势。根据印度政府最近十年的统计数据，在2001-2002财年至2010-2011财年中，印度出口增长率分别为-1.6%、20.3%、21.1%、30.8%、23.4%、22.6%、29.0%、13.6%、-3.5%、和29.5%，2009年，印度出口已位居世界第29位。由此可见，萨默斯的看法突出表面现象，未深入研究问题的实质，显然有失偏颇。

三是夸饰

萨默斯高调地将“以民为本”归纳为“孟买共识”的特征之一，但即使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在阐述“孟买共识”内涵时也未贸然附和，而是谨慎地提及印度的社会经济“注重基层发展和权利”。2011年1月，印度软件业巨头普雷姆吉和印度央行前行长、最高法院退休法官等13位各界精英在致本国领导人的公开信中指出，“大家普遍认为，穷人和边缘化社会群体并未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微软印度前董事长拉维·文卡特桑认为，多达八亿的印度人未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发展中获益。据印度财政部在2009-2010财年统计，自1987年以来，印度半数人口的热量摄入持续下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指出，主要因营养不良，约有46%印度儿童的身体状况比其实际年龄小三岁。

实际上，迄今印度的赤贫人口仍位居世界之首，全球有30%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印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统计，2010年，印度比哈尔邦等八个邦的贫困人口就有4.21亿人，超过非洲26个最贫穷国家的贫困人口总和4.10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印度大财团的经济实力愈加雄厚，财富高度集中。2008年9月，美国芝加哥大学印裔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在孟买演讲时指出，印度国内生产总值是1.1万亿美元，却拥有55位亿万富豪。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印度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每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所蕴含的亿万富豪人数仅次于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1.3万亿美元，87位亿万富豪），名列全球第二。当然，印度社会贫富悬殊严重的问题由来已久，原因错综复杂，但政府部门因公共政策失当难辞其咎。

萨默斯在盛赞“孟买共识”时，不惜笔墨着力描绘印度发展远景，其中也不乏奉承之辞。例如，从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内，将出现“一些印度的约翰·哈佛、利兰·斯坦福和约翰·洛克菲勒”创办一流私人大学，“在越来越多的学科中起世界领头作用”；又如，30年内，印度将成为世界医疗服务的主要输出国，各国人民将到印度寻求高品质的医疗服务；复如，印、美两国科学家的合作取得显著进步，特别是在对未来地球极为重要的农业和能源领域；再如，由于印度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最终实施的历史性协议控制了温室气体的排放。萨默斯在展望印度未来发展前景时，只字不提印度国民收入达到某个特定水平后可能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其诸多溢美之辞显然是在迎合印度部分人士的心理，以博取他们对美国的好感。

四是制造对立

按照萨默斯的逻辑，所谓“北京共识”和“孟买共识”是相互抵触、排斥和对立的，犹如两军对垒，今后势将分出胜负；30年后“孟买共识”将风靡全球，其他国家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不足为道。其实不然。中印两国发展模式不同，但两种发展道路并非分庭抗礼，而是并行不悖的。中国和印度国情不乏相似之处，两国均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且人口众多，并曾成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940年代后期，印度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后，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60多年来，两国根据国情，立足实际，自力更生，致力于国家建设。特别是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中，中印两国从中抓住历史发展机遇，业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两个新兴大国，令国际社会称羡不已。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印两国的发展模式符合各自国情，已然取得举世瞩目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

同时，中国领导人高度评价印度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尊重印度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并“对印度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表示赞赏”。印度领导人也多次表示，要向中国学习，包括许多成功的经验。换言之，中印两国的发展各有千秋，互有所长，所谓的“北京共识”和“孟买共识”无需一决高下。再则，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众多，既有大小之分，也有贫富之别，且自然禀赋各异，发展阶段不同，因而其发展模式必然是多样性的。各国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首先要根据本国国情，适合本国社会经济发展。如全盘照搬外来发展模式，难免“水土不服”，酿成“南橘北枳”的后果。对此，中印两国颇有自知之明，均未主动向其他国家推介各自成功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换言之，即使萨默斯所谓的“孟买共识”能够概括为印度的发展模式，那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世界各国“大面积移植”。历史经验表明，当年一些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放弃自主权利，听命于“华盛顿共识”的“指导”，最终不得不吞下盲从的苦果。

四、几点思考和启示

当前，面对一些发达国家陷入金融和公共债务危机及其引发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全球正迎来发展模式、发展方向和发展理论的新一轮讨论和探索。萨默斯试图总结印度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孟买共识”，虽并不成熟，但不能不引起重视。我们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思考之余，从中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发展中国家应掌握自身发展模式的话语权。

发展中国家对本国国情和发展经验更为了解，对本国的发展模式亦更具评价资格。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抑或是“孟买共识”，最先提出者或者说是“发明者”，均为西方人士，特别是美国人。他们大多站在美国立场上，以美国的价值观来评判优劣，臧否事物。这种既定标准又当裁判的做法，反映出他们仍以美国为中心的心态，同时也反映其实质和目的是要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势头良好，而发达国家则因陷入金融、公共债务等多重危机而相形见绌，前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超后者。因此，发展中国家没有理由将有关自身发展模式的话语权再拱手相让于他人。

2010年11月，就在萨默斯第二次发表有关“孟买共识”的讲话后不久，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即对印度发展模式做了重新诠释。他们的诠释虽非创新，仍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和探索。

其次，探究发展模式应重在相互借鉴和促进共同发展。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根据自身国情，努力把握机遇，积极化解挑战，取得引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已成为缓解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带动所在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即使是小国不丹，因其倡导“国民幸福总值”理念，主张政府施政应以实现人民幸福为目标，强调善政良治、经济可持续增长、维护与弘扬文化价值、保护环境，而开创了颇具特色的“不丹模式”。发展中国家国情不一，发展模式不同，各有千秋。及时总结发展经验教训，探索成功发展道路，不是简单地为了比孰优孰劣，一较高低，而是要通过总结，认识各自长处和不足，以相互学习和借鉴，扬长避短，少走弯路，最终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通过深入研究和慎重选择，一些发展中国家可根据本国国情，参照或借鉴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但切忌依样画葫芦。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曾指出，由于效仿中国发展模式，非洲走在复兴之路上；而20世纪后期一些国家遵循西方制定的一套解决方案后，“用药的结果比疾病更糟糕”。

第三，警惕西方挑拨和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

总结或评价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应严谨慎重，实事求是。既不能草率行事，有失偏颇；也不可夸大其词，怀醉翁之意；更不能煽风点火，导向对立。否则，不仅贻笑大方，还将贻害国际社会。不幸的是，萨默斯的“孟买共识”面世后不久，还真有部分印度人士“随棍起舞”。2011年1月，印度一个由135人组成的代表团应邀参加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但未料到他们到欧洲后，却对外公开宣称，“我们的主要使命就是告诉世界，印度经济发展历程与中国大相径庭。”印度工业联合会主席哈里·巴哈提亚此时也刻意强调，印度经济受国内需求驱动，它与美国的贸易只占后者贸易赤字的1%，而中国要占到43%。有意思的是，印度人士所说的只是常识性的问题和答案，既不必当做“主要使命”周知天下，也无需不远万里，特意赶到欧洲去宣布。显然，这是在同声附和萨默斯，而后者正是要将中印不同发展模式对立起来，置于分庭抗礼的状态。因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应牢牢把握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中涌现的历史机遇，主动排除形形色色的干扰，争取互利、合作、共赢。

第四，发展模式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完善并与时俱进。

当今国际社会中，既有美欧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和“北欧模式”，也有亚洲的“东亚模式”、中国模式、印度模式、不丹模式，还有拉丁美洲的拉美模式。这些发展模式昭示着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不同途径，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但也要看到，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已使西方国家普遍陷入困境，凸显出西方制度中的结构性矛盾和种种弊端，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如今虽不乏成功者，但仍处于不断探索、发展和进步阶段。根据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目前任何发展模式，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亚洲的，抑或是其他国家的，均非完美无缺，都将在实践中有所调整和扬弃。例如，近年来中国正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印度也认识到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其“十一五”计划（2007年至2012年）中提出，要创造7000万个就业机会，将贫困人口减少10%，大力发展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换言之，世界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目前就断言30年之后哪种发展模式将盛行天下均为时过早。

最后，需加强探索和研究印度的发展模式。

印度独立后，工业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农业由严重缺粮到实现基本自给，服务业取得跨越性增长，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超过工农业之和。特别是1991年推行经济改革20年来，印度经济保持年均7%的增长势头，其中2007-2008财年高达9.6%，创下历史新高。如今，印度经济实力位居全球第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全球软件、金融等服务业重要出口国，其军事力量和科技实力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目前正全力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简言之，经过60多年努力，印度依靠自身力量，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道路，形成有别于其他亚洲国家，特别是大多数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不乏成功之处，如在发展经济领域，其制度环境较好，增长质量较高，经济稳定性较强，资源和环境代价较小，这也是印度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仍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