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参与是农民工行使政治权利的重要形式,但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遭遇到“边缘化”困局。通过对“边缘化”困局形成的动因进行剖析,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与路径:推动农民工政治参与实现从自发到自觉、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转变;增加参与渠道,强化参与效能;加强政治资源配置,推动分配合理化。
【关键词】政治参与;边缘化;困局;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进一步实现,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得到了不断强化。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参与力量,他们的权利与利益表达也可以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活动得以实现。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正面临着发展的困局。
边缘化: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困局
农民工在推进我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以及实现城市与农村的繁荣和进步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运行惯性和户籍制度改革的举步维艰等原因,生活于城市中的农民工政治权利与自我利益的实现存在着诸多困难,正面临着政治参与边缘化的困局。这种边缘化集中地体现在一部分农民工既不愿意回到农村,又无法融入城市的尴尬境遇中。
村民自治是农民实现其民主权利的主要形式,但在户籍上仍是农民的农民工却在村民自治过程中被边缘化。尽管农民工生长于乡土社会,但其目前的生活与劳动却与乡土社会环境逐渐分离。从我国目前针对村民自治的政策设计来看,村民自治(特别是村委会选举)强调选举者应当在户籍地行使其民主权利,这就使得长期居住于城市的农民工既不愿意又无条件实施政治参与。与此同时,农民工在逐步变为“市民”的过程里既对自己身份定位模糊,又对自己居住的城市缺乏归属感与认同感,加之城市自身也较少为其提供有效政治参与的机会与途径,这就使他们在城市发展中也无法参与到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中完成其政治表达。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边缘化困局影响了他们的利益表达,也使其民主权利无法实现,要对边缘化困局进行消解就应当对目前的边缘化困局的动因有所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对策与路径。
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原因
农民工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被边缘化既有农民工自身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参与环境等客观方面的原因。
农民工政治参与观念淡漠。农民工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被乡土社会与城市环境所排斥并逐渐走向边缘化,有着农民自身在政治参与观念及意识上的原因。政治参与是农民工实现其利益诉求的基本途径,但根据调查,多数的农民工均未意识到这一权利对其个人的意义。①政治冷漠是农民工普遍的政治心理,他们大都缺乏社会关切,藐视政治权威,在个人政治生活中有些采用不合作主义、破坏性政治表达等态度来应对各种公共政治活动。
政治参与机制的非制度化。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是在国家法律与政府政策规范下的政治参与,它通过一定的组织与程序确保公民在合法框架下进行政治参与活动。与制度化政治参与不同的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逾越了这种合法性框架,公民在非制度化状态下的政治参与多采用激烈的对抗或消极抵抗的表达方式,如罢工、游行等。
参与渠道缺失,效能不彰。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由于其身份的复杂性而呈现出虚置与缺失的状态。农民工“不能”和“不便”参与“村民自治”,又因政治参与的“属地化”无法参与城市的政治活动。政治参与渠道较窄,使得农民工即便愿意参与政治活动也无法寻找到恰当的平台与方式。对于农民工而言,其政治参与渠道不畅不仅仅是在制度层面,在政治选举、结社、政治表达以及政治接触等具体渠道方面也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使其制度化政治参与效能低下。
参与的无组织化。组织化能够将利益主体在公共问题上分散的、模糊不清的个别意志和行为,转化为明确的、共同的组织意志和集体行动,从而以组织实体的力量影响政府决策。农民工在城市中不被封闭性的城市社会组织结构所接纳,在农村中更无能直接有效地反映其利益诉求的专门化组织。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缺少相关的组织,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来进行利益表达。无组织化使得这种政治参与呈现出力量小、影响弱的特点,从而无法维护其权益。农民工在缺少正式组织的情况下,即便是依靠自身的老乡、朋友等社会网络构建的临时性、群体性力量也由于缺乏规范化、长效化而无力满足其利益诉求。由于他们无法建立起代表自己利益要求的自治组织,因此,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只能是分散的、无组织化的参与。
政治资源缺乏,分配不当。“政治资源是指能够使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客体发生作用,从而影响政治变迁、维护政治稳定、推动政治发展的物质与非物质因素的总和。”②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政治活动,必然会消耗政治资源。政治组织通过对组织外各种资源的吸纳、转归与整合,可以不断对组织内部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并使组织在与外部的利益博弈中获取更佳的利益分配。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缺乏专门化的政治组织资源,这就使得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较少在政治资源的分配过程中获取资源输入。另外,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政治资源不仅在量上缺乏,而且还存在着分配不当的问题,这也制约着农民政治参与的实施。
解决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困局的对策与路径
从自发到自觉。从农民工本身的认知角度出发,多数情况下其政治态度与观念是建立在狭隘的经验论基础上的。这种经验论使其在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时多从其自身利益入手考虑政治参与行为,其行为属于无意识的自发行为。要改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处境,就需推动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从自发走向自觉。而要完成这一转变,最为有效的路径之一是加强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升和公民意识的培养,以培育其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提升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可以使其认识到政治参与对其自身利益以及农民工群体利益的价值,从而积极、主动、有意识地参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活动。
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目前具备非理性和破坏性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农民工的权利维护过程中屡见不鲜。要推动参与行为由非制度化过渡到制度化可有多条备择路径,比如在一定范围内建立能够代表农民工利益的公益性组织,由其帮助农民工在权利受损时维护其利益;又如通过强化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使其明确在政治表达过程中不可逾越的法律边界;还如改革目前的二元化户籍结构,使农民工能够获取自身身份的明确定位,为消除城市中农民工“边缘人”地位提供基础性的制度保障等。
增加参与渠道,强化参与效能。针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缺失,政府应当采取多种方式拓宽现有的政治参与渠道,特别是以畅通的制度化渠道来保障农民工的政治权利。面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两头落空”,政府可以通过推动农民工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以减少其遭受到的城市社会排斥,进而在“村民自治”的政治参与渠道之外为其提供参与城市政治生活的渠道。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仅是在户籍上由农业人口变为城镇人口,更重要的是应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融入城市生活,它是一个由结构融入到内核融入的动态过程。伴随着市民化进程,各地还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政策规定来解决政治选举、结社、政治表达以及政治接触等渠道方面的问题以推进农民工的政治参与。
建立政治参与组织。对于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无组织化,最为直接的应对方式就是建立健全能够反映农民工利益的各种社会组织。一项调查显示,在社会组织方面,认为有必要加入一些合法组织的农民工占比72.8%。这反映出农民工在生存理性的驱动下希望自身的政治参与由个体化走向组织化。基于目前农民工政治参与组织的发展不尽人意,笔者认为政治参与组织应当在组织内部制度、运作模式、资金支持渠道以及人员的专业素质等方面不断发展与提升,这样才能够通过政治参与组织的流畅运转来充分表达农民工的利益诉求。除农民工组织外,还应当强化社会中介组织在农民工利益表达中的作用,因其可以以超越于传统社会的关系结构和网络来协调与平衡农民工与资方的利益角力,从而有效表达农民工的利益诉求。
加强政治资源配置,推动分配合理化。要对政治资源配置进行强化与优化,就要首先对政治资源分配机制的价值目标有所认识,而农民工政治参与过程中的政治资源配置应当将价值追求定位于“公平正义”之上。在此价值目标的感召下,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向进行政治资源配置的强化与优化:一是加强与优化与农民工政治参与相关的资金支持和经济权益保障。二是加强与优化政治资源在制度、人力及文化层面上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保障力量。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积极性高低,不仅取决于物质资源分配是否充足与适当,也取决于制度、人力以及文化方面政治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应通过对多种资源进行建设以期形成合力达到强化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目的。
(作者分别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思想政治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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