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石油新版图：中东石油走上下坡路？（3）

中东石油的悖论

过去50年来，由于主宰了世界绝大多数的油气资源和全球石油产量，中东石油供应安全一直是全球能源安全争论的中心问题。在西方传统能源安全理论中，出于对不稳定的中东石油依赖的不断增长，“限制对中东石油供应中断的脆弱性”或“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一直是西方能源安全战略的主内容之一。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为此战略目标一直在不懈努力，然而收效甚微，“限制对中东石油供应中断的脆弱性”或“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不仅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成本高昂的。全球对中东石油的高度依赖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从能源安全历史看，过去50多年来，该地区经历了多次石油供应中断，导致了国际能源市场供求失衡和油价暴涨。1990～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石油市场动荡，曾导致国际市场累计损失4.2亿桶的石油供应。1967、1973和1979年石油供应中断诱发的国际能源危机均发生在中东。客观地说，中东石油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显而易见，至今仍然在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然而，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燃料，对世界经济不断提供动力来源的同时，却又对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损失和伤害，这就是中东石油的悖论，也就是说，中东石油的权力核心地位不仅是物质性的，而且是以悖论的形式出现和发挥作用的。理论上，中东石油能够为世界经济作出更大贡献，但由于中东地缘政治矛盾的长期存在，特别是中东地缘政治的结构性矛盾长期悬而未决，地缘政治、能源安全与中东石油悖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将可能长期化，这对国际和美国的能源安全意味深远和重大。

中东地缘政治具有周期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国际能源市场供求和油价变化同时具有周期性特点，中东石油的安全、稳定供应仍将深刻受到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从历史经验看，中东每隔10年左右就有一次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发生，国际能源市场几乎每隔10年也会发生周期性变化，这并非巧合。迄今为止，中东能源政治的不稳定对国际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仍然挥之不去，人们仍然担心中东石油的安全稳定供应会受到中东地区战争或内部冲突的影响，忧虑该地区政治上的长期不稳定可能诱发的国际油价波动，牵念恐怖主义对中东石油设施和输油管道的破坏可能造成的供应中断，放心不下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中东或西方利用石油武器、石油制裁的相互对抗，仍然担忧世界大国力量在中东的角逐与争夺对中东石油自由和安全流动的影响。仅从地区战争和内部冲突而言，过去50余年，中东经历了多次地区战争和内部冲突，而这些地区战争和内部冲突对中东石油供应安全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地区战争和内部冲突可能导致国际市场中期和长期的石油供应损失，因为战乱减少和限制了中东国家生产和出口石油的能力。另一方面，地区战争和内部冲突影响到中东国家的长期生产能力，因为战乱减少或限制了中东石油的生产投资。2003年，许多石油业内专家为，伊拉克战争之后，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会很快恢复到伊战之前的350万桶水平，乐观观点甚至认为伊拉克产油能力可能超过800万桶，“可能与沙特阿拉伯竞争或甚至取代利雅得在该地区石油工业中的主宰地位”。现实情况却迥然不同。伊拉克战争后多年，伊拉克安全形势仍然不稳，该国石油产量恢复极其缓慢，生产和出口能力一直难以跨越历史高位，伊拉克石油对国际能源安全的贡献仍然有限。

中东地缘政治具有结构性矛盾、长期化和难以解决的特点，将长期影响到中东石油的安全和稳定供应，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供求，同时意味着国际油价“不一定是稳定的”。长期以来，国际油价为何不能稳定在任何水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政界和学界，人们从世界对中东石油的持续依赖、中东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中东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区外大国对中东的争夺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解释，从中可以发现，中东地缘政治具有结构性矛盾和难以解决的特点。除地区战争和内部冲突外，中东地缘政治矛盾还包括领土(海)争端、宗教、民族矛盾与冲突、伊斯兰极端势力与反西方、反殖、反世俗化的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核扩散、运输安全、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主化诉求等问题。其中，阿以或巴以矛盾的长期悬而未决是中东地缘政治矛盾的结构性体现，在此不再赘述。仅从政治和社会稳定而言，中东缺乏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石油收入深刻改变了中东社会，但是，迄今为止中东几乎缺乏相应的政治变化以“应对越来越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的抱负诉求”，中东社会仍然是政治、经济失衡和代际冲突的社会，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近期中东局势变化的深刻诱因也是源自中东社会的政治经济失衡。从区外大国对中东的争夺来看，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东政策深刻影响着中东地缘政治发展。一方面，美国为中东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以获取中东石油;另一方面，美国的中东政策却又破坏了中东的政治稳定。美国的中东政策与能源安全政策具有一致性，同时矛盾与冲突也显而易见。美国的中东政策有多个目标:冷战时期的政策目标包括防止苏联对中东地区的争夺与控制、在阿以冲突中支持和偏袒以色列、确保海湾石油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供应等;①冷战结束特别是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一直在反恐战争、中东的民主化改造以及能源安全之间相互竞争。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是中东长期矛盾、冲突与频发战争的根源之一，也是1973年阿拉伯国家动用“石油武器”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的重要原因。1979年伊朗革命导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与美国的中东政策，特别是美国对巴列维王朝的政策也不无关联。美国学者也承认，美国相互矛盾的中东政策首先使自己“成为了自己政策的人质”。这是华盛顿自我塑造的“美国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支持和增强以色列的需要与同阿拉伯世界保持友好关系的战略安全利益之间的冲突”。在矛盾与冲突面前，华盛顿选择了前者，作为其首要和关键的战略利益目标，能源安全则退居其次。“美国困境”也是华盛顿不愿全面、公正与合理解决中东和平问题的结果。“如果我们把优先权给予石油安全，那么，解决阿以冲突就不得不是首先和优先考虑的事项。”美国的中东和平努力(1979年《戴维营协议》与1979年3月的《埃以和平协议》乃至《奥斯陆协议》等)也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东和平进程问题，其对以色列长期支持与偏袒的政策一直延续至今。

中东地缘政治风险深刻影响着中东石油工业的发展，投资和剩余产能不足将是中东石油安全的最大问题。虽然中东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中东石油工业的投资和产能扩大问题一直深受关注。国际能源机构和美国能源署预计，全球新增石油需求的绝大多数要由中东产油国来满足，需要中东产油国增加它们的投资，或者向区外投资者开放其上游油气投资机会。国际能源机构多次警告说，为了满足未来全球的石油需求增长，中东国家需要把其油气供应投资额每年增加一倍。然而，国际能源机构也注意到，中东国家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不愿采取迅速和大规模的扩张计划进行投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中东国家仍然奉行传统的资源民族主义政策，至今仍然限制国外资本对其上游石油工业的投资;上世纪80和90年代国际能源市场的低迷也阻碍了产油国的投资热情;产油国国家石油公司资金不足和缺乏投资决策也影响到了中东产能的扩大。此外，地缘政治风险，如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伊核危机、伊拉克安全形势等因素也阻碍了区内外的投资热情，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不容低估。中东石油供应链中的剩余产能或“安全边际”有助于弥补国际石油市场发生的供应中断或短缺，然而，这一“安全边际”一直在萎缩，2004年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近年来沙特阿拉伯的剩余产能虽然有所增长，但与历史高位相比，仍然令人不安。目前世界上唯一拥有剩余产能的国家只有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目前的剩余产能只有150万～200万桶，石油市场非常脆弱，能源安全风险巨大。

从地缘政治、能源安全与中东石油的悖论的角度看，美国的能源和经济安全还将长期受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这是因为:首先，从能源安全的角度看，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充足、稳定和多元化的油气供应是世界和美国能源安全的战略目标，油气供应中断和国际油价的暴涨暴跌是美国能源安全的最大风险和挑战。历史上，国际石油市场供应总是麻烦不断，国际油价也从来没有稳定过，或者仅是相对稳定，这不仅仅是市场供求基本面的问题，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特别是中东地缘政治的结构性矛盾的影响不容忽视，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地缘政治力量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如同经济因素的影响一样大。①其次，中东能源地缘政治能够影响国际能源供应链的任何环节，影响国际油价的变化。近年来，中东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国际能源安全和美国的能源安全具有重大的警示意义。当前的中东局势仅是其地缘政治结构性矛盾的再现，这意味着中东油气的安全和充足供应仍将长期不稳定，意味着国际油价不会稳定在任何水平上，同时意味着美国的能源安全将长期受到中东和其他地区地缘政治的影响。再次，从历史和客观角度看，尽管美国实力超强，总体上美国仍然缺乏应对国际能源政治及风险的能力，美国的中东外交政策也不允许华盛顿在包括中东在内的国际能源地缘政治问题上大有作为，更不用说美国目前对中东的掌控能力下降的问题了。目前的中东变局是对美国能源安全的再次警示，美国的中东政策屡次使自己成为“自我设陷的牺牲品”和中东能源地缘政治的“人质”，这不能不是一种巨大的悖论和讽刺。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世界石油新版图的轮廓正在出现，美国能源安全环境将得到改善，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的灵活性和选择性增加，但美国目前的石油进口绝对量还相当大，美国未来要完全达到能源独立不仅希望不大，而且在全球化时代完全不可能。石油不仅是全球大宗商品，而且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和全球权力结构的重要要素，美国不可能、也不会放弃对全球石油的争夺与控制。在此意义上，美国不可能、也不会远离中东，远离中东石油，中东石油的权力核心地位仍然难以撼动。问题在于，中东石油的物质能量、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其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作用的异化，才是国际社会和美国应该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