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父亲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他说：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这样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

此后几天，会议对父亲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时，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毛泽东曾说：“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毛并给父亲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从此，父亲退出了政治舞台，成为了一个边缘化的人物。这一年，父亲60岁。

与毛泽东相处融洽的日子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父亲由重庆来到北京，3月1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父亲随同党内一些领导到车站迎接，在第二天的宴会上，毛泽东邀请父亲次日晚间来住处谈谈。这一次谈话从晚饭一直到深夜，毛泽东问父亲“这次来，你可以参加政府吧？”父亲没有正面回答，那时他是有顾虑的，认为共产党未必能站稳脚跟，站在政府之外，可以立场中立，说话做事也都方便，这也是父亲一贯的立场。

父亲也向毛泽东提出他的想法“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建议在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毛泽东说好，随即劝父亲到全国走走，到山东、河南这些父亲当年搞乡村工作时工作过的地方在看看，也可以到工业基础较好的东北老解放区看看。

这晚父亲与毛泽东还谈了在四川办学的情况，说明政府接收学校之后的一些具体问题，尤其是学校的教职员工的出路问题。一直谈到晚上12点，工作人员提醒主席开饭，父亲表示自己多年食素，请做一两个素菜 。毛泽东忽然大声说：“不！全部要素菜！今天是统一战线。” 父亲、毛泽东、江青和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四人一桌，吃了一顿全素的饭菜。

之后不久，父亲听从主席的建议在地方上走了一圈，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清明、社会风气比较健康。这段时间里，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父亲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那段公案。

梁漱溟家的房地产

父亲从不置什么产业，我爷爷倒是有两处房子，因此父亲在北大工作的时候便住在家里。后来，父亲在外地奔波，不常在北京居住。抗战之后，北京的房产更是闲置。这处父亲曾住的房子在崇文门外，花市往南。房子不是正规的四合院，而是东西方向展开，间数不少，地皮很大，但多年没有修葺有些破败。建国初，父亲在四川所办的勉仁中学被政府接管，改为重庆第22 中。交接之间，父亲还负责维持学校的运转。当时，刚刚经过战乱，他过去的社会关系因为鼎革之变而消失，因此筹钱困难。学校经费无着，父亲不得以只好把崇文门的房子卖掉，这才把学校一直维持到政府接收。

家里另一处房产在积水潭西北角，也是我爷爷留下来的。那时候积水潭附近很荒凉，积水潭满是芦苇，周围环境跟农村差不多。北京的城墙还没拆，进出城门极不方便，这处房子即使是我爷爷在世的时候也不常居住。大约在1925年前后，父亲和伯父修葺了这个房子作为纪念祖父之处，写了一块匾额：“桂林梁先生读书处”。建国初，总政文工团想要这块地，那时父亲很少在那里住，只有一些穷困的亲友长期借住。于是由总政文工团出了一些钱加以修葺。直到1953年初，父亲才搬去居住。

父亲刚来北京时，便住在伯父家里。等到父亲在全国游历之后，政府才以政协的名义，给父亲在颐和园里借了一处房子。这处房子靠近石坊，在石坊的东边靠北的位置。在父亲搬回积水潭之后几个月，便发生了父亲与主席的“争执”。之后，父亲就一直住在积水潭这处祖产，直到 1968年被赶到铸钟场附近的一处大杂院中最破两间小房里，那处房子说是两间，实际上总共不过十二三平米，而且是东房，西晒很厉害，房子又矮小。为此，父亲曾给周恩来写信称此间“蒸热欲死”。

“文革”期间，父亲住在铸钟场附近那个大杂院中最破两间小房里时，常常一大早就带上几本书，到公园里去看书，锻炼、打拳。有时候，他一天去两次公园。说来可笑，那时由于大杂院的公厕只有一个蹲坑，老年人上厕所又慢，常妨碍到别人，于是他就每天早上去中山公园或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公厕上厕所。家里房子小，公园就成了他的书房、客厅、健身房和卫生间。

梁漱溟家里的账本

1953年9月之后，父亲倒还是政协委员，还有每月400元的津贴，可是在政治上便“靠边站”了。好在他的心态比较好，应变能力很强，只有在刚刚出事的两三个月里，他的心情有些低落，之后便又开始按部就班地读书学习。对于批判，他从不辩解，也从不反唇相讥。1955年前后，有上百篇文章围剿他，父亲始终坚持“能承认的承认，不能承认的就不承认”。这期间，政府以科学院的名义召集了文化界的一些人物，如冯友兰等，有将近一百人，在郭沫若的主持下开父亲的批判会，开了两三天。这时开会还比较温和，大家轮流发言而已。

1953年之后，政府对父亲的待遇基本不变，津贴一直是400元，后来许多领导干部都主动要求减少待遇，父亲也提出自愿减少到300元。情况好时，逢年过节政协还会送点钱来，不多，也就三五百元。

1956年，他还两次去北戴河学气功，治疗失眠。父亲曾说：“只要脑子开动了就停不下来” ，以至于经常失眠。从北戴河回来后，父亲就在京西八大处里租了几间房子习静兼读书，总共也就一个多月。

到了“文革”时，父亲的处境便糟糕了，家里的存折都被拿走，政府一个月给20元生活费，“文革”期间一直如此。尤其是刚刚抄家之后，有一段时间家里只有一点大米，只能煮粥喝。好在父亲开销不多，他从18岁开始就吃素，不吃荤菜，更没有去馆子里“改善生活”的需求。父亲不喝酒，晚年虽喝一点葡萄酒，还是我们子女给他买了他才喝。喝也是只喝一点。其实父亲是有酒量的，抗战时，他路过西安，参加招待苏联军事顾问的宴请，竟与苏联人对喝，大家都很惊讶！父亲说“这不过是应酬”。他的衣服多少年就一件，更无什么花销。

当时父亲最大的开支是接济亲友，有一些老关系、老学生或他们的后代，由于“文革”中受到冲击，丢了工作，生活没了着落，父亲都会尽力接济。每月从政协领了津贴，他就直接去邮局，把一笔笔 10块、20块的钱寄给这些人，那时候这点钱还能起点作用。如此，父亲几乎没有存款。

说来可笑，父亲从来不知道自己账上有多少钱。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的《人心与人生》一书需要自费出版时，需要数千元。他只好求助于统战部。1983年，父亲90岁生日时，统战部请他吃饭，他便提出《人心与人生》一书出版需要一笔钱，希望统战部给点补助，统战部答应了。回家后，家人商量可以自己出一部分钱，统计了家里有几个存单、有多少存款，加起来一共四五千元，正好够自费出版的经费，也就没有要统战部的钱。

1957年没说话，没被打成右派

1957年“反右”，父亲没有被打成右派，这件事情大家都很奇怪。当时逃过右派运动的人不多，父亲如何幸运过关成为一个谜团。在大鸣大放的时候，他怎么就沉默不语了？他是怎么考虑的？很多人认为,他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当然是一种合理想像。其实，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拿出他的日记一看便知，遗憾的是在“文革”中，1957年的日记遗失了。从我的角度理解，“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只是并不关键的一点，或许是因为1953年的教训，父亲说话会谨慎一些。从那次之后他也明白了，在政治上他似乎不大能插嘴，也不合适插嘴了。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他不主动讲什么了，如果是政协主动征求，他才会谈谈自己的意见。

父亲没有在大鸣大放中出头，从他本心来讲，主要是他的人生重点的转向，他不像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他们一直有政治上的追求，从旧政协时代看，他在政治上也不是那么主动。“文革”期间，父亲给主席一封信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他一生希望研究和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前一个问题现在有共产党领导，国家上轨道，这样搞下去就差不多了，他就可以专心于第二个问题了。“文革”前父亲一直专注于《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写作，完成了前7章的内容。

从客观讲，父亲在1957年前，已经长期脱离一线工作，处于半封闭状态。虽然在政协工作，可是没有具体的职务，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多。他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报纸，也就光看到好的一面。他去外地的机会也不多，即便是跟着政协去参观也是看好的东西，不像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他们一直在一线负责具体工作，看到了许多问题。父亲没什么可以说的，自然也就不会有“攻击党”的言论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父亲这个人修为很好，从不受情绪控制，更不易激动。他的意见都是讲道理，就事论事，从不说过头话，也不慷慨激昂。不像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他们在提意见的时候咄咄逼人、气势汹汹，使用带有讽刺挖苦的语言，容易激起矛盾。

读书与交往

父亲藏书不多，屋子里竟没有书架。文革时候有限的一些书都被抄家抄走了，之后他就常去图书馆读书。另外就是靠借书，常常借给他书的朋友也就那么几个，以北大的朱谦之和张申府为主。父亲从不看闲书，他的阅读往往与他的思考有关。比如溥仪那本《我的前半生》，开始父亲以为是本闲书，觉得无非是一些趣闻轶事，实在不值得花时间看。后来有个机会看了看，从书中看到溥仪的思想历程，觉得很有意思。

父亲习惯早睡早起，尤其是因为失眠而早起，常常是4-5点起来，甚至夜里2点多起床写读书笔记。如《河上肇自传 》，1967年他读过一次，1973年再读，这次就写了读书笔记，这一年他80岁。写这篇读书笔记时，正是“批林批孔”的高潮。从1973年11月8日思考开始，前后共20天，其中 4天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到政协开会 16天。这期间在日记里常见“早二时半，做读书笔记” 的记载。

那时候，我在北大工作，住在北大。父亲在积水潭，1968年之后在铸钟场。我一两周过去看他一次。当时，还经常走动的就是在北京的几个老学生，他们和父亲在山东共事过，感情很好，一周或两周见一次面，一般是约好在公园见面喝茶聊天。这时候什么都可以谈，谈看的书、自己的见闻、交换意见。

父亲的学生中没有在学术上很有成就的，这可能与父亲本人对学问的一些看法有关，他总是说自己不是什么学者，不是哲学家，只是对这些问题有兴趣、有思考，并不是做学问。他的一生从不是只限于学校，不是守着书斋。他希望把讲学和社会运动结合，不赞成儒学和佛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学问。他认为这些都是修养的学问、生活的学问，受他的影响弟子中也就没有学问家。不像冯友兰的弟子，很多都成为有学术地位的大家。

说起冯友兰先生与父亲的交往，还有段故事。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父亲给冯友兰写了一封信，表示想找冯先生谈谈，约定了在颐和园。后来冯先生请他到家里了，谈了很久，还吃了午饭。一直到下午2点多才离开。临走时，冯友兰先生背了几句论语上的话：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这期间在校园内几次看到冯先生，但没有详谈。后来，冯友兰写了《孔丘其人》，父亲看了之后直摇头。有人问父亲对这本书的看法，他只说“不值得一看”。

对于郭沫若先生的一些作为，那时议论较多，父亲也就评一句：“是个才子”。虽然议论郭沫若的话他都知道，但他不说。

“我是一个佛教徒”

1987年，佛教协会成立了佛教文化研究所，在成立大会上，赵朴初主持，父亲做了简短的发言，说：“我可以坦白的承认，我是个佛教徒，我前生也是和尚，是一个禅宗和尚。” 父亲故去之后 赵朴初先生曾问我这个事情，但是当时没有在意，也就没有问父亲为何这么说。

父亲这个人，一生讲究平和。他喝茶喜欢喝泡过多次的淡茶，吃菜清淡少盐。我们觉得他的菜就象没放盐一样。但他并非完全守着清规戒律，如果吃白菜炒肉片，他可以吃里边的白菜。晚年时，他的眼睛不好，医生建议说可以吃点羊肝，他就吃一点。改革开放之后，很时兴跳迪斯科，穿喇叭裤。我的孩子就给他跳了一曲，孩子问爷爷，这迪斯科怎么样？他很高兴，说：“你喜欢就好”。

父亲一生在修行，对于佛教父亲看得很透，他说：“宗教就是一种工具”，是帮助自己修行的拐杖，佛教的真意是“破我执”。

父亲与毛泽东同龄，却比毛泽东多活12年。从生活条件、医疗条件上看，父亲肯定是没法和毛比。尤其是1953年受批判时，父亲60岁，“文革”开始时，父亲73岁。这些打击不可谓不大，但父亲心态很好，在之后多年的修行中化解了这些郁闷。毛泽东一直在位，而且权力无限，喜欢吃红烧肉和辣椒，却没有父亲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