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中国外交转型：建设性领导

一、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外交转型

全球化改变了整个世界。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的500多年，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推动下，整个世界逐渐被全球化连接为一个互联互通的整体，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无法回避来自“远方效应”的制约。在这样一个距离因素日趋式微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不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跨国关系网挑战。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先后爆发，各国都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全球化给一国内政外交造成的风险和压力。

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经济体，中国对全球化的经验和感受最为深刻。与其他中小国际力量不同，中国在1500年之前就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面向内部的古老文明国家，包括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以及保证中国漫长边疆一带和平与秩序的纳贡制度在内，中华文明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形成了独特的“天下观”，在外交上积累了丰富的王霸天下经验。中原华夏始终保持强大和繁荣，此种泱泱大国心态基础上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主导了中国古典外交文化。然而，近代以来，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及法国大革命等一连串变革，一个生机勃勃的西方世界在民族国家机器的驱动下将其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范围，从丝绸之路上的通商贸易到传教士的文化交流，再到频繁的内外战争，中国经历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天下观遭到了颠覆性的冲击，无论是传统上的王霸天下，还是近代外交家委曲求全式的“以夷制夷”，都不免落得丧权辱国的下场。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周遭列强虎视中华，中原华夏几无招架之力，中国近代经历了一个“被全球化”和“被国际化”的困难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被挨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等逐渐汇入中国近代外交文化，成为刺激革命外交的文化诱因。

因此，“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按照特定阶段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为标准划分，可以大致将20世纪以来现代外交的百年历史划分为革命外交与和平外交两个阶段。中国外交每跨越一个阶段，都意味着外交发生一次全面的转型。迄今为止，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外交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型：

第一次转型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外交向独立自主的革命外交转型，这一阶段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特征是革命外交，即与帝国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及其外交体系决裂，并把反对帝国主义、推动国际主义合作、维护国家独立和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视做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和使命。

就现代中国第一个历史任务来说，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一直生活在屈辱感之中。中国外交面临两大危机：一是主权危机，即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和对中国内部事务进行肆意干涉；二是政权危机，即中国封建政权极端腐败在外敌压力下日趋分崩离析。因此，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状况决定了革命是中国现代外交的必由之路，而且中国外交一开始就必须承担双重的革命任务：一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争得主权而进行的民族革命；二是为推翻封建地主压迫、争得政权而进行的民主革命。在这两个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在外交领域表现为清除西方世界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等绳索，反对一切来自国际社会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从太平天国运动之变到维新派，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到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之时，都不能不充分考虑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一政治现实所提出的外交使命，均无法摆脱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与西方列强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孙中山发动的辛亥革命，还是北洋军阀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立的外交体系，都最终受制于帝国主义列强，即便建立起现代外交制度，也无法真正实现主权独立和改变屈辱外交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人决意改变过去的屈辱外交，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外交道路。

在共产国际和苏联人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最初在外交上也受到外部力量的很大掣肘。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就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我们自己的命运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软弱无能的思想。”建国后，迅速制定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一边倒”三大方针，在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孤立和不承认政策时，中国领导人强调，“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急于解决，而且就在全国胜利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急于解决”，只要帝国主义国家一天不改变敌视中国革命的态度，“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其实，即便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领导人也十分重视独立自主，在事关主权的原则性问题上，坚持寸步不让。毛泽东在苏联提出合资建设长波电台和建立联合舰队上的态度，明确指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是一个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他对苏联驻华大使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Paul Fedorovich Yudin)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此后，独立自主成为理解中国外交的一条主线，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与苏联关系的恶化，还是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贯彻始终的都是对于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原则的恪守。在外交战略和策略上，中国在处理与世界关系时也更多以一副“革命者”的面貌出现，甚至一度确立了“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喊出了“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对派”的口号，中国对几乎一切伤及中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外交事务采取了毫不妥协的革命态度，在处理与世界关系时表现出明显的革命外交特征，在很多国际问题上几乎是采取革命性的态度。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中国在联合国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种种理由操纵联合国将新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把联合国变成敌视中国的工具，中国政府逐渐形成了联合国实际上是由美国控制的判断，很多问题对联合国采取强烈的批评和反对立场。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革命外交”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但也造成了中国外交在大国外交中陷入比较孤立的境地，在与西方世界外交关系长期打不开局面的同时，中苏关系在苏共二十大后日益恶化，这种情况更使得中国外交面临极大压力。受“极左”思潮影响，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以及民主德国和苏联等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外交十分孤立。到1969年3月，毛泽东指出了“极左”思潮破坏外交工作的严重后果，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第二次转型是从体制外的革命外交向体制内的和平发展外交转型，这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到2010年中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主要特征是和平外交，即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和使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为国内现代化发展提供动力，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

为了打破“革命外交”造成的外交孤立局面，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规划和主导下，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纠正外交领域中的“极左”倾向，推动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1968年1月，周恩来从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想，并在外交人员中加强纪律，多次提出对于驻外使馆内部热衷搞“极左”的人，要调回国内学习。同时，周恩来在召集涉外部门负责人座谈的时候，多次批评外事部门一些领导对国际问题不熟悉，缺乏分析能力，驻外使馆脱离群众，强调整个外事工作要相互配合，对外交往中要多出去活动，要敢于接触、敢于收集资料、敢于打开局面。随着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中国重新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中国外交迎来了第三次建交高潮。据统计，从1970年到1976年，先后有61个国家同中国建交，比建国20年内建交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其中大部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加拿大、意大利、英国、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等。然而，由于受“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思想主导，全党和全国工作中心还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外交还没有实现从反体制外交向体制内外交转型。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真正转变始自1978年底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强调“现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提出“自力更生不排除吸收外国先进技术”、“自力更生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意味着是一种保守主义。我们要学习、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等观点。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对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渐意识到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影响力，认识到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一个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共在的混合物，不能轻言“砸掉一个旧秩序”而单枪匹马与之作对，应该在参与联合国的实践中逐步改造联合国，“中国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活动，主张加强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职能和地位。”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多边外交方面日益积极和活跃。一方面，中国全面参与了大量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并在其中扮演积极推动者的角色，中国先后加入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内的50多个国际政府间组织，并加入了1000多个非政府组织。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主动倡导和培育多边外交舞台，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方面表现积极，行为果断。

在历经30年的艰苦努力之后，中国在实践中形成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发展道路在外交上的实现形式就是和平发展道路，它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与此前的30年反体制的革命外交相比，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交更强调融入体制的和平外义，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秉持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奉行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所有这一切，核心是不再把推翻现有国际体系和制度作为外交的目标，而是强调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典型特征。

二、中国崛起引发的外交转型辩论

在中国融入全球化和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中国崛起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近年来，围绕中国崛起及其外交走向，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持续的热烈讨论。各种理论假说纷至沓来。2003年，美国学者麦艾文(EvanMedeiros)和傅泰林(TaylorFravel)在《中国新外交》一文中，探讨了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后外交发生的一些新变化，包括中国扩大了双边关系的数量和深度，深化了对各重要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外交决策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左右，变得更加制度化。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摆脱了受害者的心态，将自己视为一个有着各种利益诉求和责任感的正在崛起的大国。20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B．佐利克(RobertB．Zoellick)提出了”中国责任论“，认为”我们现在需要鼓励中国成为一个在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比”中国责任论“更加露骨的是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Bergsten)提出的”中美共治论“，主张美国同中国组成两国集团(G2)，”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并使中国”部分取代“欧洲的地位。2005年12月9日的《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小约瑟夫·S．奈(JosephS．Nye，Jr．)一篇题为《中国软实力的崛起》的文章，文章以姚明、《卧虎藏龙》、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增长和”北京共识“等作为例子，认为中国外交正在推行所谓”软崛起“。2008年以来，以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为代表，开始聚焦中国“经济威胁”和所谓的“模式威胁”，认为中国模式与美国和其持同样民主价值的西方国家所秉持的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development)背道而驰，担心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中国的范例会吸引“其他专制主义国家”选择中国模式，“在维持对国家牢固控制的情况下实行现代化”。总体来看，西方学界更多将中国崛起视做一种威胁和挑战，无论中国怎么强调和平发展，都始终无法改变西方世界的“中国威胁论”思维定势，各种国际上先后泛起的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中国经济增长水分论”、“中国机遇论”、“人民币升值论”、“中国能源需求威胁论”、“中国盛世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各种危言耸听的论断就是明证。

在国际学界对中国崛起辩论的激励下，近年来，中国学界越来越重视中国外交转型的问题，围绕为什么要推进中国外交转型以及中国外交转型的目标、任务、道路和方向问题，国内外学界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国学者王逸舟是较早进行中国外交转型研究的学者，他将中国外交放在全球化视野中，讨论中国外交的转变问题。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Shambaugh)对中国外交的战略辩论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本土派、现实主义、大国派、亚洲第一派、全球南方派、选择性多边主义和全球主义等若干观点，认为中国学者对中国外交的看法已经极化了。王逸舟进一步将中国学界关于中国外交转型的观点概括为全球治理论、海外利益论、新型主权论、慎用武力论、王道霸道论、抑制惰性论、战略疆域论、社会民意论、国际公关论、利益分层论、复杂现象论、世界大势论等。其实，尽管对于中国外交转型的讨论热烈，观点众多，但根据对中国外交转型的不同态度划分，综合起来，无外乎三种观点：8])[.{‘g：o

第一种观点是主张“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面对形势发展，认为中国外交应以不变应万变，认为韬光养晦战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应该继续保持，中国在热点问题上的克制忍让短期内不能做出重大调整。中国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在国际社会中不扛旗、不当头、不树敌、不对抗。这是一种相对稳重的看法。

第二种观点主张积极变革，主张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应当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该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崛起，中国要适时调整外交政策，把提升国际信誉放在首位，勇于承担国际责任，与一些重要战略力量结盟，建立更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大胆确立自己的一整套话语，提高中国道路的国际影响力。

第三种观点主张建设性稳妥求进，认为面对新形势，中国外交应更加有所作为，在金融改革、气候变化、海洋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解决等方面创建规则，将中国的理念和价值转化为国际规范。稳妥求进是一种比较折中的意见，强调在不改变中国外交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调整。

其实，所有这些争论核心是如何回应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不同阶段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世界潮流、基本国情、外交传统。从当今世界潮流来看，中国外交面临的问题并非仅仅是中国问题，而是世界外交总问题的一部分，其他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欧盟等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一点也不比中国少。这些压力主要来自全球化带来的新行为体卷入、国际联动性加强、信息科技革命带来的参与革命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不稳定等。各国外交都在努力适应并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在整个世界环境迅速变革的情况下，作为新兴大国，维持和巩固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唯有巩固这一发展势头，才能在发展中消化和化解不断涌现的复杂矛盾。相比这一大局，其他问题都可以暂且搁置。

从基本国情来看，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社会，承载着十几亿人口的安危幸福，不允许中国外交进行任何剧烈的调整，一切外交调整的决策都必须慎之又慎。同时，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要么是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太快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的不配套、不匹配，要么是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机制不适应、方式方法不对路。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不能急于一时，尤其对于经济和社会规模超大的中国来说，任何调整都会产生巨大的震荡性效应。

从外交传统来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就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始终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开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与合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求同存异，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就反对谁，不会故意把某个国家作为假想敌。此种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外交传统贯穿始终，经受住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外交实践考验，也成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思维定势，一时间很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世界动荡，中国不会轻易改变这一外交传统，中国将继续同世界各国都发展友好关系，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因此，综合世界潮流、中国国情和外交传统来看，比较上述三种观点，本文在外交转型的目标上，认为中国外交不能回避担任国际事务领导者的问题，中国崛起越迅速，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越小，对中国提升国际事务领导能力的要求就越迫切，这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性变革所决定的。但是，在方式方法上，笔者认为提升中国领导国际事务的能力需要从长计议，坚持建设性渐进原则，不能一步到位，更不可负担过重而超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为标志，中国外交将开始一场为期30年的”第三次转型“，主导这一转型的核心理念是”建设性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