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中国外交转型：建设性领导（2）

三、第三次中国外交转型：建设性领导

与前两次外交转型相同，第三次外交转型核心仍然是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如何准确定位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如何面对和回应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外交的压力和挑战。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来说，如何接受一个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的中国，怎样对待中国在国际事务治理中的地位，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长期以来，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下，中国长期存在“被定位”的问题，误读中国的言论可谓形形色色，世界对中国缺乏清晰而准确的定位。中国仍然是一个“外来者”，甚至是“后来者”，是一个围堵和防范的对象。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战略界始终在“接触”、“交往”还是“遏制”、“包围”的争论中摇摆。显然，西方国家对华战略的意图是要“让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和游戏规则，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对中国外交而言，不仅受到基本国情的制约，而且还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制约，不可能对西方国家的要求照单全收，全盘西化。尽管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投身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入了国际体系，但不可能完全与西方世界融为一体，更不可能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原则和制度模式。对此，西方国家始终放心不下，但又不能不接受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客观事实，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政治上始终自以为是和居高临下，以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来贬抑和丑化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继续把中国视为“非我族类”，并千方百计地试图演变中国，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此种在政治模式和发展道路上的竞争关系是长期的，难以根本加以改变。

然而，无论从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影响力，还是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而言，中国在今后都将无法回避扮演一定程度的领导角色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事务领域，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无法摆脱在该领域中形成的日益紧密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总量都决定了中国需要在该领域中确立典范，探索经验，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扮演领导角色。

首先，从中国国家实力和影响力而言，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到2010年翻了四番多，达到了5．88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从1．8%增加到9．3%，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从2005年的24．9%提高到2010年的46．8%。中国日益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不管中国愿不愿意承担领导角色，中国外交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全球范围内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都不会低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潜能，也会极力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无论是宏观经济政策、气候政策、社会政策，还是国际反恐、不扩散、军备控制等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都是不完整的，甚至如果中国不在其中发挥一定程度的领导角色，也不可能取得实际的进展。中国不仅在国际社会游戏规则的执行上，而且在游戏规则的制定上，都需要扮演与其国际地位相适应的领导角色，行使与其承担责任相一致的权力。

其次，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来看，在30多年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逐渐从一个处于国际社会边缘地带的“体制外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居于国际社会中心地带的“体制内参与者”。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先后同16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签署了10个自由贸易区协定，同129个国家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同96个国家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国关税总水平从加入WTO前的15．3%下降到目前的9．8%，并取消了大多数关税壁垒。中国累计向联合国30多项维和行动派出各类人员2．1万人次，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并为此清理了与外经贸业务有关的法律法规2300多件，地方清理相关法规文件的工作还在积极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利益交融日益加深，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整个世界都无法摆脱来自中国的影响，也均希望中国崛起的影响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中的大国，中国不仅有能力行使领导权力，而且也无法推卸国际体系的领导责任。

因此，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客观上使中国外交将不可避免地逐步从作为体制内新成员的追随外交向体制内老成员的领导外交转型，中国需要在一段时期内以“建设性领导者”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一阶段可能从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开始。作为“建设性领导者”，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将是从“和平外交”转变为“强外交”，即在继续通过创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国际环境以维护和巩固中国崛起势头的基础上，积极捍卫和保护中国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威望和能力，在外交实践中逐步学会并适应担当负责任的国际领导角色，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使中国成为一个令世界尊敬的国家，不断提升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尤其是在亚太地区，作为一个天然的亚太地缘政治经济大国，中国不能仅仅寻求单方面的崛起利益，还应该而且有能力为进一步推进区域合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近来，中国在周边外交问题上面临的诸多挑战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是否愿意履行领导角色有关，与中国是否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证、政治承诺和经济信誉有关。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规模已经在亚太经济和社会总量中都占有极大的比例，如果中国不能作为地区公共事务的领导者率先垂范，其他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进而造成对地区秩序不确定性的预期，更为外部大国乘虚而入提供了可能。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并行不悖的今天，中国庞大的经济和社会规模决定了中国无法回避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领导责任，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毫无疑问，中国外交从和平外交转变为强外交的过程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高风险事业。它不仅需要维护和巩固好已有的战略资源和外交资产，而且需要超越现有的外交框架，积极缔造中国外交的新高地。特别是在中国快速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和挑战将会与日俱增。中国外交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的核心任务是如何在世界格局变革中维护好中国崛起的势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夯实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基础。从这一核心任务出发，中国外交需要逐步学会妥善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把提升处理国际事务的领导和治理能力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具体来说，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从“建设性合作者”向“建设性领导者”转型，需要处理以下两对关系：

其一，处理好国家建设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服务国家建设的需要作为坚定不移的使命。强烈的国家建设偏好使得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问题上十分谨慎，近代以来屈辱的外交经历让中国不愿意参与国际体系，即便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在外交上也更倾向于诉诸双边的方式，不愿意卷入多边国际体系，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中国依然不愿意积极参与国际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如何在国际体系游戏规则内利用国际体系平台开展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新任务。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20年，国际体系本身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要学会参与现有国际体系，而且也要学会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国际体系更公正合理的改革，还要学会参与创建新的国际体系，把中国的理念和智慧植入国际体系，为完善国际体系做出贡献。

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外交不仅仅是国家建设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充分理解和把握两条主线的复杂互动，统筹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好两方面的资源和优势，努力营造内外有机互动的大外交格局。首先，从国家建设转型角度而言，中国外交转型要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在顺应全球化潮流的同时，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作为重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问题，在全球化平台上重建国家制度体系，增强国家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

其次，从国际体系转型角度而言，中国外交转型要在顺应世界潮流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体系和地区治理结构的改革，提升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增强中国在国际规则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最后，妥善处理国际体系和国家建设之间的矛盾方面，对国际体系中存在的不利方面，要善于运用对话、磋商、沟通等外交手段，顺势而为，积极争取，牢牢把握中国外交的主动权。尤其是善于从国际法理依据出发，立足于争取和团结国际社会中的大多数国家，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善。

其二，处理好国家外交与社会外交之间的关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在政府外交层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对调动和发挥非外交部门和非官方组织参与外交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方面还很不够。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非外交部门比如军事部门、财经部门、外宣部门、国有企业、大众传媒、人民团体乃至普通大众都参与到中国外交中来。在社会行为体参与外交事务的热情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中国外交与公众期待之间逐渐呈现出”期待落差“：一方面，随着建交国的增多和外交规模的扩大，中国外交的专业化程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外交已经成为普通人难知深浅的学问；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外交越来越关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非外交机构和部门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可见，外交统筹跨国社会交流与社会交流日益渗透国家外交的互动格局已经确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如何妥善处理国家驱动的外交与社会驱动的外交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好国家和社会两个轮子的积极性，特别是为社会驱动的外交探索合理的制度实现形式，引导非外交部门和非官方机构有组织有秩序地参与外交，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紧迫问题。

从国家外交而言，中国外交转型意味着在国际定位上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外交向新兴大国外交转型。作为新兴大国，中国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具有巨大经济和人口规模且有着很大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大国，中国要在发展中国家关心的议题上发挥与国力相适应的领导和表率作用，积极参与和推进国际制度和规范的改革，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并敢于坚持原则，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在国际事务中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呼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同时，中国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依然面临着大力推进工业化、加强社会管理和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国家制度建设和参与国际治理的能力还非常有限，不能像美欧国家那样在全球治理上投入那么大的资源和精力。因此，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领导角色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将呈现出积极参与和努力学习的建设性特征，中国在参与世界事务治理上还需要量力而行，假以时日，不能期望一步到位。

从社会外交而言，中国外交转型意味着充分调动广大社会行为体参与外交的积极性，通过制度转型将其纳入中国总体外交的大格局中来。一方面，中国外交应鼓励包括中国跨国公司、媒体、非政府组织、跨国社会运动在内的众多行为体参与外交事务，有计划、有组织、有制度地整合社会力量，使之成为中国外交能力的重要生力军；另一方面，中国外交还应积极发展同来自海外的诸多社会行为体的伙伴关系，大力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切实夯实中国外交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外交能力越来越取决于该国在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中的动员能力，要选择一些具有全球和地区影响力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积极与之建立心心相印的政治信赖关系，在参与国际事务过程中坚持原则，言出必行，切实提升中国外交的品牌信誉，不断增强中国外交的动员力和号召力，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转型的根本落脚点。

四、结论

认识和理解中国外交的走向，不能拘泥于经验论的主观和就事论事的微观，必须将其置于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国际生态结构中，才能看得更清楚。

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经济体和文明大国，中国外交发展的方向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发展，也受制于国际体系的发展。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兴起及其全球化步履对中国传统外交体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通过强加给中国各种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等导致了中国外交体系的半殖民化。为了从这一不平等的屈辱外交体系中摆脱出来，赢得国家主权独立和尊严，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革命外交的道路，推动了中国外交的第一次转型，有步骤地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胜利。然而，在两极体系下，尽管革命外交赢得了国家独立，但却同时造成了中国外交的孤立和封闭，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了突破外交孤立局面，中国外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了第二次转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策，推动中国外交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中国不仅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和平发展道路，而且成为当今国际体系内的”建设性合作者“，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日益提升。

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急剧上升，当前中国外交正在进入一个瓶颈期。这一瓶颈期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日益加大，不仅来自外部环境的战略压力迅速上升，来自自身内部各个领域的战略压力也在增加，中国外交的周旋余地和弹性空间被压缩，维护和巩固中国发展势头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阻力在加强，中国寻求和平发展的难度在加大。如何维护和巩固中国崛起的势头，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开拓中国和平发展的新局面，成为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对中国外交而言，这一根本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断推动中国从发展外交向领导外交转型。因此，从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这一刻开始，中国外交需要启动第三次转型，正确处理好国家建设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国家外交与社会外交的关系，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扮演成为建设性领导者角色，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国持续性的崛起必将驱动中国在该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在这些领域所积累的治理经验和游戏规则，完全可以成为国际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和区域公共产品。

总之，构建一个适应全球性国家需要的大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国力和能力相适应的领导角色，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将持续地成为中国外交转型的一个根本目标。不过，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挑战或者取代美国作为全球事务领导者的角色，而会从中国国情和能力出发，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做一个建设性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