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神话与廉洁转型（2）

二、香港廉洁转型中的反腐败神话

香港的廉洁转型在短短数年之内即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而那种被认为更难改变的腐败民俗，几乎在20年之间，或者说一代人之内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正在于反腐败教育战略对社会神话的构建和运用。

一方面，在廉政公署成立初期，虽然其资源优先配置执行处，全力于反腐败执法调查，但其执法活动往往会处于被动状态，根本无暇主动进行腐败案件调查。如果不考虑道德、价值与情感，腐败交易行为往往授受相悦，具备隐蔽性特征。腐败惩处不仅需要高超的调查技巧，更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配备更多的执法力量，由于反腐败机构与资源投放本身不可能无限扩张，相对于普遍腐败均衡状态中腐败行为数目之巨，单纯依靠执法活动使腐败行为收益降低，从而改变博弈者的收益预期，即使不是不可完成的使命，至少可以认为是极其困难的。腐败预防工作的开展在初期因为经验和资源的因素影响有限，而且其成效发挥具有滞后性，因此对降低腐败收益与期望亦助益无多。另一方面，廉政公署成立及初期执法活动给予民众的信心与鼓舞则可能出现停滞乃至衰退，贪污举报数量在经历了廉政公署成立初期的急剧上升之后，并没有显著增加。大量匿名投诉的存在，使廉署认识到部分市民对贪污罪行仍未敢正面揭发，需要有更多的鼓励，他们才会积极地挺身而出，署名举报贪污，以支持廉政公署的工作。腐败民俗的强大可能使反腐败取得的成果不保，刚刚开始的向廉洁均衡的转变可能停滞。

与此相对照，香港社会的腐败民俗却有着更为普遍而深远的影响力。

1971年夏天，香港中文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对拥有60万人口的香港九龙塘区所做的一项关于社会与经济生活质量的调查中发现，只有29.2%的受调查者认为腐败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事实上，根据当时香港法律的规定属于违法犯罪行为的腐败是普遍而严重的。这一矛盾现象的发生，个中原因正如Lee所指出的，上述“中国人中有其自身的腐败民俗——即某些被法律界定为腐败的行为被人们认为是正常的生活方式”[12]。

当廉署在1974年初开始工作时，匿名的举报，是所有贪污举报的2/3，但在1975年底已减至约半数。显然，此时发挥作用的并非社区教育，而是独立反腐败机构的成立与致力惩处所带来的信心发挥效用所致。1975年初社区关系处方才正式工作。当时该处还只有28名职员，且其中部分还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3月才成立社区关系处的中央工作单位，1975年7月31日才在九龙城美东成立第一家地区分处。受到财政紧缩的影响，是年社区关系处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原计划开设的8个分处只开设了3个，廉政公署的宣传及社会教育计划也都不能平均发展。社会教育组的首位职员到1975年11月底才被委任。但廉政公署的宣传与社会教育一经启动，其成效之巨，即远远超过预期。社区关系处的成功实践，既达到了支持反贪工作的目标，也改变了民众的价值观念。

从一开始，香港当局及其反腐败机构即认定没有大众的参与，反腐败就难以取得成功。而一般普罗大众，尤其是存在腐败民俗的基层群众，更是动员、教育、改变的重点。社区关系处成立以后，社会神话即得以构建。一组时长各约为半小时的13集电视剧，被廉署认为“特别值得一提”，该剧既各有主题，而又相互连贯，共同以贪污及有关问题为主题，描写本港的市民生活及一般态度，可以说比较集中而系统地勾勒出反腐败神话的全景。这部剧集首先塑造了廉政公署无处不在的威慑和维护正义的中流砥柱形象，激发了民众痛恨腐败的情感，塑造了廉洁的价值，勾勒了一幅廉政公署与市民合作反腐，使香港变得美好的理想图景。

这部剧集曾首先于1976年2月至5月间在香港当时三个播放中文电视节目的电视台之一丽的电视中文台播出。因反响热烈，在电视台的要求下，这部电视剧接着于5月至8月间在佳艺电视台播映，12月份又在丽的电视重播。13集电视剧加上廉署制作的同样主题的5分钟宣传片，借助于当时电视机的普及与免费中文电视节目的提供，以及同样反映相关内容的平面广告与无线广播，加速了市民对这一神话的认同。在社区关系处成立并成功地开展其最具影响的工作(制作并投放电视剧和相关广告、短剧)之后，市民“似乎将公署当做‘冤情大使’”，不管是腐败案件还是其他并非腐败的一些举报，一体向廉政公署涌来。1976年的实名举报率出现了最大升幅，紧接着实名举报超越了匿名举报，实现了此长彼消的转变。这种转变后来虽有微小变化，但基本呈持续改进的态势。

电视剧并非唯一的宣传渠道。社区关系处全面运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各种传播媒介，采用新闻公报、电台及电视广告短片、海报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在随后的工作中，社区关系处的教育工作并非仅仅局限于通过媒体，它们更走向学校与社区，全面扎根于香港社会之中。反腐败神话亦随着社区关系处工作的开展，借由反腐败执法的印证与强化日益深入人心。

三、结 论

香港的经验表明，廉洁转型可能以某种突变的方式而不是渐进方式发生。而这其中，反腐败神话的构建与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这一突变的发生。它一方面帮助实现了价值观的转变，减少贪污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也动员民众挺身而出，积极支持和参与反腐败工作，从而成为继独立反腐败机构成立之后的第二节助推器，在廉洁转型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事实上，构建和运用反腐败神话从而实现廉洁转型，在新加坡亦有着类似的情况。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主管皇家香港警察队检举贪污组的总警司罗彼得在考察新加坡的反腐败经验后总结说，新加坡反腐败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是新加坡大部分人口“经由政府鼓吹而了解，国家的前途不容有贪污行为存在”，从而产生一种热心、一种责任感和对国家的忠诚。这与新加坡成为共和国之前民众的态度“大相径庭”。至于新加坡所谓的高薪养廉等旨在影响人们的理性选择的举措，不是在廉洁转型之前或过程之中，而在实现廉洁转型之后。

反腐败神话也改变了反腐败宣传教育战略的地位。在香港三管齐下的反腐败战略当中，教育战略并非单纯地传递信号，扮演旨在降低腐败收益及相关预期的惩治与预防工作的一个配角。在廉洁转型过程当中，促使社会价值转变和腐败民俗改变，以及鼓舞民众挺身而出参与反腐败，承担着更为根本的使命，其中，教育战略才是真正的主角。腐败均衡或廉洁均衡的维持，诚然是身处其中的博弈者理性选择的结果，然而由腐败均衡向廉洁均衡的转变，则更有赖于社会神话所宣传的价值与所鼓舞的民众行动。在廉洁转型的反腐败改革进程中，诚然需要发挥反腐败执行与腐败预防的功用，但重视教育战略更有其独特价值，尽管社会神话的构建与运用远非这一战略的全部。对于大国来说，腐败民俗更加强大，确立廉洁价值和动员民众支持与参与反腐败工作的任务更加艰巨，腐败均衡更难改变。反腐败社会神话的构建与运用，或许能够为由腐败均衡到廉洁均衡的关键性转折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