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三步妙棋成功“解放”廖承志（2）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机会终于来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这不啻是周恩来解放大批遭迫害革命干部的“东风”！周恩来的第二步棋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10月17日晚间，应邀来华访问演出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为观众演出反映日本人民同美日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日本大鼓》和芭蕾舞剧《冲绳五姑娘》以及反映越南人民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的芭蕾舞剧《越南少女》。这是松山芭蕾舞团在北京三周演出活动里的最后一场。遵照周恩来之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给廖承志送去入场门票。

其实此前两天——10月15日晚，周恩来和柬埔寨宾努首相、英·萨利特使观看了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演出的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一起观看演出的除了于会泳、浩亮等“文化大革命”“红人”之外，还有“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当时他是主管文化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毕竟是4年来廖承志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一向谨慎细心的周恩来不敢大意。他可不愿意“金棍子”姚文元一时兴起哄闹折腾，那廖承志的复出不就“黄”了？周恩来果然有谋有略！观看17日晚间演出的，除了越南南、北方战友，就是我国有关方面负责人吴德、王国权、韩念龙、李强、张奚若、于会泳、狄福才、黄厚民、林巧稚、罗叔章、丁雪松、刘西林等。最令人叫绝的是新华社次日报道的末尾：“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久病初愈，今天也出席观看了演出。”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在中国新闻报道中几无先例可循。这刻意为之、极为少见的神来之笔当是周恩来的创意，令人叫绝！这是新闻为政治服务的一个经典案例。

如果周恩来的第一步棋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那么第二步棋就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周恩来小心翼翼走出这两步棋，步子不大，声响也不大。第二步棋和第三步棋之间，周恩来又非常巧妙地来了个“过渡”和“缓冲”。

1971年12月4日晚，冈崎嘉平太、田川诚一率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谈判代表团的部分成员乘机抵达北京。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出面接待。周恩来、郭沫若分别于12月17日、16日会见冈崎嘉平太一行。同时，周恩来特意在12月14日安排登门拜访廖承志。对于田川诚一等人而言，这是1966年11月访华以来与廖承志的首次见面，可谓阔别重逢。这一天，田川诚一在日记里记录了拜访廖承志的情景：“今天访问廖承志先生住宅似乎是中方为了进一步烘托友好气氛而特意安排的。最近中方的态度，以及对待我们备忘录贸易有关人员的态度也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廖承志先生出乎意料的精神非常好，似乎稍微瘦了一些。他的流畅的日语丝毫也没有生疏……友情一如既往。虽然没有明说，可是这次会见仿佛将迄今为止彼此经历的艰辛统统吹走了一般。廖承志先生大概也有同感吧。”

田川诚一等人还有所不知，周恩来其实是“戏中有戏”，另有深意！意味深长的是周恩来刻意“低调”：一是不在公众场合，而在家中，契合“久病初愈”；其次，廖承志的这一外事活动没有公诸报端，但却在日本流传开来。这真是周恩来的智慧，他还在暗暗等待更好的时机。

渠成水到：皇天不负有心人

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一回周恩来、廖承志要感谢毛泽东，还有陈毅的在天之灵了。周恩来的第三步棋是天时地利，水到渠成。

“千万战友仰遗容，敬爱领袖佩黑纱。”（张茜：《题陈毅同志遗像》）1972年1月10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追悼大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午后1时，身着睡衣不及更换的毛泽东突然通知调车，急匆匆穿上大衣，冒着隆冬北京彻骨的寒风，在陈毅追悼会举行前1小时就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毛第一次参加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的追悼会）。情况陡然生变！陈毅追悼会的原定规格“低于谢富治、略高于彭绍辉”显然已被打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轿车驶出中南海时，已紧急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各民主党派人士：凡愿参加的均可参加。原定由李德生主持、叶剑英致悼词的安排显然已不合适。叶剑英趁着毛泽东在八宝山贵宾室和外国来宾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谈话之际，将陈毅的悼词悄悄交到周恩来手中，他满含希冀的目光停留在总理憔悴的脸上。叶剑英高举两手一拱，向总理一拜。紧接着，当一片悲怆、肃穆的追悼会开始以后，周恩来满含深情地缓缓致悼词……

陈毅的追悼会哭声一片，几乎成了林彪罪行的控诉大会。众多与会者垂首泪如雨下，为陈老总，也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际！次日见报的新华社电讯稿末尾有一句并不起眼的“闲笔”：“向陈毅同志遗体告别的还有廖承志、华罗庚、罗叔章、荣毅仁、王冶秋、赵朴初等”。微言大义，较之4个多月前的松村谦三唁电，级别规格之高，影响辐射之大，不言而喻。与其说是出席丧事活动，毋宁认为是廖承志的一次标准亮相！

廖承志“解放”“三部曲”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导演”下成功地进入了尾声。据前驻芬兰、伊朗、荷兰、菲律宾大使陈辛仁回忆：“周总理从电话中得知毛主席要求参加陈毅追悼会后，立即通知廖承志也来参加，使他‘解放’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廖承志就是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参加追悼会完全顺理成章。

接下来，廖承志又看了日本齿轮座剧团在北京举行的最后一场演出，随后又先后参加了埃德加·斯诺先生、谢富治的追悼会。

在此前后，周恩来还多次在外交部为廖承志“复出”大造“舆论”。在外交部和各有关部门研究日本问题的会议上，他话里有话地对外交部军代表说：“你们怎么都说不清楚呢？我要给你们请个顾问!”到后来，周恩来再也不是弦外有音，而是直截了当为廖承志仗义执言。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日语翻译的林丽韫当时多次亲耳听到周恩来焦急地问：“廖承志问题做结论了没有？快点解决他的问题，他是日本通!”“请廖承志当顾问，这些问题就容易搞清楚了!”周恩来大声疾呼：“现在中日建交工作很紧，我需要廖承志参与工作，你们抓紧工作，把廖承志给解放出来！”“这个是我亲耳听到的，好几次。在总理的关注、督促下，外交部的军代表、军管小组，才把他解放出来。”“是总理将他保护出来的，并安排他任外交部顾问。”

3个月后的4月3日晚上20时，廖承志携夫人经普椿正式“站出来”工作了！这对伉俪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郭沫若、于立群夫妇一起会见并宴请日本朋友、甲南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垦信行先生和夫人垦久代。当邓颖超请客人喝茅台酒时，周恩来说，茅台酒也可叫长征酒。1935年红军长征，在贵州茅台镇要过河时，发现了那里的酒非常好。周恩来其实是借“茅台”说事，他老人家今儿个高兴！“小廖”、“廖公子”完完全全“解放”了！

廖承志终于正式披挂挥戈上场，投入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紧张战斗中去了。廖承志这位中国对日事务的“大将”一“升帐”，众“金刚”见天之日也就为期不远了。差不多同时，“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的1971年9月末，周恩来将一些对日工作专家如萧向前、孙平化陆续从农村“五七”干校调回北京，组建对日外交班子。

在1972年夏季中日邦交正常化攻坚阶段，廖承志和另一位日本问题专家张香山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任命的仅有的两名外交部顾问。一位当事者这样回忆：“中日关系处于复交前夕的重要时刻，外交部召集对日工作有关的同志开会。廖公以外交部顾问身份在会上做报告。……他站在讲坛上，讲形势，讲任务，我们与会者都感到他的心胸开阔，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