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影响力形成机制及挑战分析

目前全球共有6480家智库，美国有1815家。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美国智库已经形成了全球最为发达的思想市场和成熟的运作机制。从经济学的视角看，美国智库作为一个市场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其产品是“思想”，其目标消费者是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影响政策制定的群体。

美国智库影响力的形成机制

美国智库之所以能够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主要源于四个因素：良好的市场环境、充足的市场需求、高质量的产品和全方位的市场营销。

良好的市场环境是美国智库得以生存、发展、繁荣的土壤，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比如经济上，一方面，美国的商业繁荣产生了很多富可敌国的财团，美国的企业家传统和慈善家传统以及美国的宗教文化，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各种观点自由辩论、碰撞，各类智库互相竞争、优胜劣汰。再如文化上，美国倡导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权利主义等，使得美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公众希望通过智库的创新思想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和水平。

没有市场的需求就不可能有智库市场的繁荣。美国智库面临两方面的市场需求，一是思想需求，二是人才需求。所谓思想需求又分为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指美国政府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需要智库提供的思想支持。第二个层面是指美国媒体需要智库以舆论领袖和舆论精英的身份提供政策解读和创新观点，以提高公信力和收视率，而智库需要借助媒体传播影响力。第三个层面是指广大社会公众对智库的需求。智库在公众与政府之间开辟了一个政策交流的平台，从某种意义上承担了哈贝马斯所追求的“公共空间”的功能。社会公众和政治精英在这个公共空间可以就政策问题轻松、自由地交流。所谓人才需求是指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对政治人才的需求很大，而智库承担了为下届政府培养人才、输送人才的作用。

智库产品质量的决定因素在于智库研究人员的素质、智库本身的独立性和有效的运行机制。美国智库研究人员比较多元，大多数是具有专业背景和博士学位的学者，一部分是前任政府官员，还有一部分是资深媒体从业者。这种多元化的研究人员构成，保证了智库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的密切结合，也保证了思想研究与政治实践之间转换的可能性。另外，美国智库努力使资金结构多元化以保持思想研究的独立性。

没有高效的市场营销，就没有智库舆论影响力的最大化。美国智库作为生产舆论和思想的工厂，其目标受众是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公众。近二十几年来，随着智库数量的与日俱增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美国智库逐渐加强传播其研究成果的力度，采取各种方式和渠道影响舆论和政策。具体而言，美国智库采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所谓人际传播方式主要是指美国智库在传播思想的过程中依靠个人关系网，“旋转门”机制使得人际传播方式得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组织传播，美国智库为社会公众、决策者、专业人士构建了一个意见交流的平台，同时也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个接受政策教育的基地。大众传播模式可分为纸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三种渠道，三种媒介渠道共同承担着设置议程，引导舆论的作用。纸媒介的舆论影响力更侧重长期性，电子媒介在舆论的形成中注重放大和引导，而网络媒介侧重于互动和全球性。目前，网络媒介以其信息传播的快捷、互动、全球化成为美国智库众多传播渠道中的新宠，是美国智库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美国智库面临的挑战

近些年来，随着智库数量的剧增，媒体信息传播的即时化和全球化以及金融危机，为美国智库带来了一系列挑战，而这些挑战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将深刻影响着美国智库的可持续性及未来发展方向。

从资金的维度来看，目前短期资助的具体项目和研究结果驱动的资金越来越多，长期性的稳定资金不断减少。从良性角度而言，这种情况增加了政策导向的研究，迫使智库更加关注当前热点问题和立法问题，也促使智库更加有效率、更加注重研究成果的传播。但从负面角度来看，因为缺乏长期的、制度性的资金支持，许多智库的使命和研究议题受到影响，智库的研究深度和创新能力受到限制。更进一步而言，资金的不确定性和短期性影响了智库研究选题的独立性并进而影响到研究过程和结果。很多时候，为了维持和保证正常的运营，智库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这也是美国学界批评智库越来越混淆于咨询公司的缘由。从长远来看，这将严重影响到智库的声誉和影响力。目前美国很多智库都面临这一严峻的现实。随着2008年年底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智库纷纷削减人力和项目资金，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每期10个月的访问学者项目从2009年开始削减为每期5个月，在资金和项目设置上也有所调整。

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而言，美国智库的过度商业化也是目前面临的一大挑战。智库作为政策研究机构，其产品就是政策建议，其目标受众是决策者。目前智库的数量居高不下，而目标受众却没有增加，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供大于求”的局面。在思想的市场，除了不同智库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外，游说集团、利益团体等各种力量也在进行着博弈。基于对信息传播重要性的认识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各大智库在思想产品的推销和宣传上不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传统基金会用于信息传播的年度费用高达 600万美元左右。布鲁金斯学会2007年度在推销其研究成果上的花费也达 400万美元之多。这一方面有利于智库影响力的扩大，另一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让智库走入了一个误区：作为政策研究机构的非营利组织，智库毕竟不同于商业机构，其研究成果毕竟不同于普通的产品，过度的商业化也必将影响到其研究的独立性和研究质量。

从大众传媒的角度来审视智库。随着大众传媒对时效和速度的要求增大，这一方面增加了媒体对智库产品的需求，扩大了智库的受众群，将智库、其他政策精英和大众联系起来，使得智库更为大众所熟悉，其影响力也更为公众所感知。但是，另一方面，媒体的刺激性和煽情性破坏了政策辩论的严谨与理性，对媒体曝光度的追求使得智库学者们花费过多精力在政策评论而不是政策研究上，智库更多关注当前事件和热点问题而不是前瞻性的预测与分析。在这种趋势下，与其称智库的研究人员为学者，不如称之为政策明星或者明星评论员。作为一个社会舆论源泉的智库，如果没有了扎实的具体分析研究，而只是肤浅地发表政策评论，其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另外，网络媒体的崛起一方面减少了信息传播的成本，使得智库的受众群最大化，加剧了智库之间的低成本协调与合作，增加了智库的曝光率和影响力以及全球影响力拓展。但是另一方面却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智库在特定政策问题上对知识资源和研究成果的控制力。

从美国智库的目标受众——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而言，面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带来的这一系列挑战，美国政府在对内、对外决策上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面对来自各个方面和渠道的海量信息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智库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专业、准确的信息，提供更独到、详实的政策建议，决策者们会更多寻求智库的帮助，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智库的发展，但同时也使得智库市场更加拥挤和充满过度竞争。为了吸引有限的受众、资金和注意力，更多智库关注一些全球性的热点问题，却忽视了其他一些重要的、但却暂时未被现在的媒体和政策制定者所认识到的问题。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将对美国智库乃至世界智库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从而确保智库发展的稳定性和影响力的可持续性，需要学者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