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两大核心”可成为改革突破口（3）

应打破政府对金融机构绝对控股

新京报：财税体制改革具体该怎么改？

夏斌：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几乎各领域的改革，其改革的结果，最后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此时如果财税体制不改革，其他改革都将难以进行。在本轮改革中，涉及面最广、情况最复杂、历时最长，最需要在短期急处理、中期有安排、长期有预期的改革，是财税体制大改革。因此可以说，财税体制改革是本轮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之一。

政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在配合当前收入分配改革和为稳定经济发展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之时，认认真真地去重新思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关系，适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比重，合理测算中长期国家财政的收支缺口及动态变化，全面制定中国中长期财税体制渐进改革方案，并在各项改革的动态过程中，及时修正方案。

新京报：不少反对国退民进改革的人认为这样会影响执政基础。

夏斌：逐步并适当降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会影响执政基础。为什么？纵观世界各国，一国经济健康运行，靠什么？一靠法律法规制度健全，这是基础；二靠宏观调控政策得当，这起决定性作用。国有成分比重高，并不意味经济增长必然快。民营成分比重低，也并不意味经济增长必然慢。

强调“国退民进”，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丝毫不影响加强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只是意味着：对“重要和关键”之外的行业与领域，应该有计划地“退”；即使对“重要和关键”的行业领域，实施“控制力与影响力”仍要分门别类，未必对相关行业和领域都要实施百分之百的控股权或绝对的控股权。

新京报：哪些是重要和关键领域？

夏斌：比如，要坚决打破现有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公司等40多家中央金融机构几乎为政府绝对控股，控股权益高达3.3万亿元的局面。要处理好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问题、高档酒店、宾馆、招待所等非主业投资，还要认真研究处置目前国有实体企业对40多家金融企业所持约2070亿元的资本及权益。对各级地方政府及下属的财政等部门持有的国企及地方金融机构股权，应参照中央国企及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股权处置办法实行。

改革方案今年内应完成

新京报：概括你的改革“路线图”，就是由缩小收入差距与要素价格“两大核心”入手，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相应放松各种行政管制的改革。当真正破解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问题之时，也可能正是地方建设资金缺口、融资平台风险彻底暴露之时。由此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和国退民进改革。

夏斌：具体说，在农村，重点是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在城市，重点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国家经济制度层面，重点是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改革。其中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的改革，是最终决定这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没有财税制度的大改革，中国这一轮经济改革之坎是迈不过去的。当然也可以预料，“四大重点”的改革，将牵动各级政府与国民、各个领域与各个阶层，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情况相当复杂，也是最难解决的。因此，更需要决策者早早统筹安排。

新京报：改革要统筹安排，在改革时机上，孰先孰后？

夏斌：已有的教训证明，改革中对政府有关部门不能没有改革压力，不能允许政府部门间“无时限”的“协调、磋商”现象长期存在下去。

根据全面改革内容“先后次序、轻重缓急”的不同，在改革方案制定的时限要求上，原则上都应在2013年内完成。具体可限定在3-9个月。根据改革内容的不同，有些方案设计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具体的执行过程，如利率市场化改革方案，个别资源的价格改革方案等。对此类方案的设计，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必须拿出。有些改革还需经大量的调查与研究，方案设计的时间可稍长些，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从总体上说，各项方案之间要能衔接，形成统一的时间表。

统一的时间表制定后，具体的执行操作可根据不同的改革内容，确定不同的时间目标。但是原则上应在未来3-5年内，健全或基本健全中国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与制度。能否取得这轮改革的最后成功，关键取决于决策者的战略勇气与历史责任的担当。